素食与时尚
素食与时尚表面看来好像没什么特定的联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素食已经变为一种时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素食就能跟时尚沾边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史幼波
新世纪之初，当美国名模翠茜.贝汉姆身穿由生菜叶子做成的比基尼泳衣，在柏林一家素食店前玉肢初展时，作为一种时尚，素食主义运动中的这种“素食秀”已经在西方世界风行多时了。
这样的“富贵乞儿”并不少见，他们功成名就、煊赫一时，希望用一种新潮而又积极的价值观以延长其内在的迷人要素，而素食恰恰就是其理想选择。一者是素食可以抗衰养颜、保持形体;二者素食又是一种有着古老贵族渊源的、仁者和智者的生活方式……
富贵乞儿的绿色主张
其实，西方的素食主义传统从古希腊至今都从未断绝过，一直受到欧洲贵族，尤其是思想、文化界精英们的青睐。素食者被认为具有某种“贵族气质”，这使他们能在精神道德层面上居高临下。在古代精英人物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但丁、莎士比亚，再到近、现代众多名人如雪莱、肖伯纳、伏尔泰、卢梭、托尔斯泰、爱因斯坦，都选择素食并极力劝导他人如此生活。而最惹眼的当代西方素食者，首推红颜薄命的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在公众和媒体的狂热追逐下，他们从不掩饰其“高贵的素食者”身份。
现今的西方素食主义，往往都与绿色和平及动物保护等主题相呼应，当然也有相当的人群是出于健康考虑，又或作为某种时尚主张。
切尔西.克林顿，这位血液里同样充满公众聚焦元素的女人，就在莱温斯基把这个素食总统之家搅得鸡犬不宁、尴尬万分的时光里，她却在另一片舞台上大出风头，被德国《素食健康》杂志捧为明星人物，并赐予她一个响亮的绰号：富贵乞儿。
切尔西的素食观念来自她的富贵家庭，这并不令人意外。现时的美国已有超过1400万素食者，更有37%以上的年轻人认可素食的理念，他们将逐渐成为美国未来素食者的主力军，这样的数字，或许应该归因于那些大力实践并倡导素食主义的一众名人。
比如切尔西，就不断参与以素食、环保、动物保护等为主题的基金募捐活动。在之前的一项公益活动的广告中，她迷人而又极富煽动性地说：“美国人每年因为心脏疾病、癌症、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以及许多其它疾病，花费已超过1200亿美元。一种健康而且合乎人道的素食饮食方式，却可以挽救这些美国的生命，并节省美国人的金钱……”
在美国，像切尔西这样的“富贵乞儿”并不少见，他们功成名就、煊赫一时，从艳星麦当娜到体育明星刘易斯，越来越多的名人为素食主义摇旗呐喊。他们希望用一种新潮而又积极的价值观以延长其内在的迷人要素，而素食恰恰就是这些星级人物的理想选择。一者是素食可以抗衰养颜、保持形体;二者素食又是一种有着古老贵族渊源的、仁者和智者的生活方式。
金字塔素食食谱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为素食缺少营养或会导致营养不良，是导致人们热衷肉食的主因。但对于素食倡导者们来说，这只是一个伪问题。他们会告诉你，世界上任何一种素食类动物都健康地生活着，没有人会否认陆地上最强壮的动物是吃植物长大的，更没人会傻乎乎地因为兔子只吃草就担心它会贫血。然后他们得出的结论便是，吃荤与吃素的症结不是营养是否全面的问题，而是人体究竟更喜欢接受哪种食物的问题。
一战时期，由于英国的封锁，丹麦出现了全国性的食物短缺，丹麦政府指派全国素食学会会长担任粮食配给工作，人们只能以谷物、蔬菜等食物为生。然而奇怪的是，第一年全国人口死亡率就降低了17%。当时人们并没有对这一数据的背后原因作认真的研究和推敲。战后，经济得以恢复，饱受“肉欲”折磨的丹麦人立即放开盛满童话的大肚皮，恢复了大块吃肉的旧习。再次统计的结果顺理成章———人口死亡率与心脏病的比例又回升到了战前的数字。
美国国立健康学院研究过5万名素食者，发现他们的平均寿命比肉食者长，而且得癌症的比例要低得多。耶鲁大学的爱文.费舍博士做过一个耐力测验，令人惊讶的数据表明，素食者的精力几乎是肉食者的两倍。布鲁塞尔大学的吉伯尼与艾欧特克博士则做了更为细致的耐力分解实验，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证明，素食者在精疲力竭之前比肉食者在同样情况下所能承受负荷的时间多出了2至3倍;而每次耐力实验之后，素食者从疲劳中恢复过来的时间，竟比肉食者快了近5倍。
这些研究结果或许有助解释，为什么不少创造了世界纪录的运动员，竟是传统观念中“营养不可能得到平衡”的素食者。比如在英国，素食者自行车俱乐部保持了40%的全英自行车比赛纪录;又如曾在奥运独得三枚金牌的选手，有两位都是长年素食者，其一是出身澳洲的伟大游泳选手穆瑞.罗斯，而另一位则更引人瞩目，他就是当年的“百米王”，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的卡尔.刘易斯。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研究结论支持，1998年底，美国“发现号”太空船发射升空前，美太空总署宣称，过去给太空人吃的“食用生物能量餐”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专门为21世纪太空旅行所研制设计的“素食太空餐”。这份肯定是世界上最“高”的菜谱，是由康奈尔大学农业和生物工程学家简.亨特主持。
看了上述介绍，大家是否觉得素食的确也是一种时尚呢?那就不要等了，赶快加入这时尚潮流当中来吧!
民间的环保力量也日益崛起，“湖南省候鸟营”项目日前启动，这是全国第一支“候鸟保护”专门队伍。
一些重视鸟类保护的地方政府正在为如何有效保护候鸟采取措施。2010年10月，湖南省林业部门为保护鸟类首次发布了“禁捕令”，规定从2010年10月至2015年12月，在全省范围内禁止捕猎所有野生鸟类。
在湖南省的传统捕杀候鸟“重地”新化，当地林业部门在去“打鸟场”的必经之路上率先成立了三个候鸟保护站，每年候鸟过境的5个月内，实施24小时值班，以切断去“打鸟场”的路。另外，新化县相关部门多次到菜市场联合执法，使“买卖候鸟”无法在合法的“地上市场”出现。据悉，新化县今年的打鸟者已较两年前减少了一半。
来源：新闻晨报
李锋。湖南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长沙晚报》摄影记者
【对话动机】
10月16日，纪录片《鸟之殇，千年鸟道上的大屠杀》在网上发布之后震惊社会。
这个12分钟的纪录片拍摄于湖南省罗霄山脉的大山深处。志愿者李锋和他的两名同伴先后8次，前后历时一个月，在大山里坚守，直击了候鸟迁徙道路上的杀戮。
10月19日，新京报记者对话了该纪录片的拍摄者李锋。
拍摄
冲着最危险的杀戮现场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拍这个纪录片？
李锋：因为身边很多环保志愿者告诉我，湖南很多地方对候鸟杀戮很严重。此前没有人近距离接触和拍到杀戮场面，我觉得只有将这个场面拍到，赤裸裸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才会触动人心。
我希望把这一现场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关注它们（候鸟）的命运，并引起政府重视，这样才能减少杀戮。
新京报：为什么选在桂东县的罗霄山脉拍摄？
李锋：因为这里打鸟的很专业，全部是持枪。我们是冲着最危险、最恶劣的杀戮现场去的。
新京报：你们偷拍黑枪打鸟会不会很危险？
李锋：有很惊险的经历。第一次拍摄，枪一响我就举起单反相机，这时对面山头上照射候鸟用的LED灯扫了过来，就像枪战片中哨兵台上的灯光一样。
同伴是退役侦察兵，他喊了一声“照到我们了”，转身就跳下了悬崖，我也拿着相机跟着跳了下去。好在这个悬崖只有一百多米深，而且上面长满了茅草，翻滚中，我们抓住了茅草而没有滑落谷底。后来才发现手都被划伤了。
现场
飞得过这个山头，飞不过那个山头
新京报：你们看到的打鸟的场面是怎样的？
李锋：第一次拍摄是9月21日，我们准备了军用迷彩衣服盖在身上，躲在灌木丛中。晚上8点多，对面山上LED灯就亮起来，照亮整个山谷。我拍过很多明星演唱会，但却没有见过一个演唱有如此壮观的灯光。
新京报：你估计有多少打鸟的人？
李锋：一座山头，有几百盏LED灯，后面隐藏着上百杆枪。鸟群飞过时，在LED强光下就成了一个个白色亮点。接着此起彼伏的枪声响起，很多鸟都掉了下来。枪声之后就有人喊“打到了、打到了”。然后就是笑声。
他们是有专业分工的，有人专门打灯，有人专门打枪，还有人拿着手电筒去找击落的鸟。这些鸟飞得过这个山头，也飞不过那个山头，不在这个山谷打下来，就会在那个山谷打下来。
新京报：打鸟的都是什么人？
李锋：有三类人，一种是土著村民，他们上山打鸟只是为了改善伙食，他们一般拿着手电筒，设备很差。
第二种是职业团伙，他们会霸占一个山头，设备非常专业，打的鸟全部用来卖的，甚至形成一条龙产业链；其中有一部分甚至从北到南跟着迁徙的候鸟一路捕杀。
还有一种是拿着猎枪过来寻乐子的，我们拍摄时经常见到挂着广东、江西等地牌照的豪车，他们带着美女和啤酒，提起鸟枪，撑个雨伞来体验打猎的“贵族”生活。他们完全把打鸟这种行为娱乐化了，我觉得非常可怕。
新京报：你们观察到的打下来的鸟有多少？
李锋：有个村民告诉我们，10月3日那天打下来的很多，足有一吨。你想想，一个山头有两三百盏灯，一盏灯代表一伙打鸟人，这个数量是难以估计的。
监管
鸟道位于“三不管”山区，取证难度大
新京报：打下来的鸟一般都流向哪里？
李锋：当地有个习俗，小孩断奶之后第一顿饭“开斋”就是吃鸟肉，喝鸟汤。县城里几乎每家餐馆都有鸟类出售。
桂东县市场里，也有人提着网袋装着的鸟兜售，多的10多只，少的两三只。卖完后再回家拿。我们在市场附近的一个窝点看到大约一百多只鸟。除了在当地卖，还有很多鸟会被卖到外地。
新京报：这些鸟能卖多少钱？
李锋：价格不一样，有些鸟每只只卖5元，受国家保护的鸟类价格就很高，一个饭馆对天鹅的要价是300元。
当地农民收入很低，月均收入1000元左右。候鸟过境的两三个月，有村民说能挣个万把块钱。
新京报：除了桂东县，还有哪些地方有打鸟的情况？
李锋：湖南邵阳、娄底、益阳、郴州地区都有。
新京报：你们就屠杀候鸟的事情报警了吗？
李锋：我们找了桂东县的林业公安局，但林业公安只管山上的事，市场上的事情归工商。后来公安、工商联合城管，出动三批人来检查市场。但这些人还没到市场，那些卖鸟人就纷纷躲起来，最后在市场只找到3只鸟。
之前没举报时，城管的工作人员与卖鸟的人擦肩而过，也没人管。
新京报：你认为政府监管难处在哪？
李锋：候鸟迁徙经过的地方多是深山老林、地广人稀，很多都位于几个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带，而且鸟群经过时都在深夜。林业公安上山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打鸟人一见动静立马逃走，山区那么大，根本找不到人，更不用说抓到证据刑拘了。
另外，去执法的工作人员也面临生命危险，打鸟人都带着枪，要是遇上枪击，很可能连打暗枪的人都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