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曹洞宗为中心

释慧严
中华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华佛学学报第十期
页279～310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1997.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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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曹洞宗在台布教事业,是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佛教史的一环,在此论文中笔者主要根据曹洞宗自明治30年起所发行的《宗报》,29年发行的《台湾教报》及《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等的史料,来探讨自明治28年至昭和10年的四十年间,日本曹洞宗在台湾所从事的宗教活动。
四十年不算短的岁月中,从成为日本殖民地,在各地蜂起的武装抗日的社会动乱起,到被当局镇压安抚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的演变中,曹洞宗在台布教的方针也在不断地作调整。这从明治29年的「台湾岛布教规程」,到昭和4年修订的「台湾岛布教法」即可窥知。而其布教事业,当然是自佐佐木珍龙于明治28年8月3日完成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开始,而根据其布教法规及在《宗报》上刊载的布教日志及会议记录,可以知道曹洞宗由初期吸收利用现成的台湾佛教资源,到自己开拓资源,觅地建寺,确立了以台北别院为统辖单位的统属关系所从事的弘法事业。其中,因注重兴学布教的原理,所以有从早期在各地创办国语学校,到大正6年成立的台湾佛教中学林。由于重视兴学方可布教,所以造就了不少人材。拙文就是循着上述的方向,探讨曹洞宗在台的布教事业。
关键词︰1.从军布教师 2.佐佐木珍龙 3.台湾宗教调查第一回 4.台湾岛布教法 5.本末关系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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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治台时期,台湾人对日本人所作的最后且最大的武力抗争,1 它发生于大正4年(1915年)。虽称之为西来庵事件,但实际上它是这个革命事件的前半部而已。后半部发生的地方,是在礁吧哖的缘故,也被称之为礁吧哖事件。又因为主角是余清芳,所以也称之为余清芳事件。西来庵位在台南巿,事件后此庵已被夷为平地,战后原址,已为基督教的教堂。现位于台南巿正兴街的西来庵,是战后新建的。2 它原本是斋教的道场,但自称为大明慈悲国大元帅的余清芳和罗俊等,诉之于宗教的手段,以达革命的目的。因此他们以西来庵的再建,或法会为名目,暗地里进行军费及党员的募集,并令党员们喝下在神前烧的神符的灰水,而向神发誓之后,再授与护身符,也就是所谓的藉神降鸾,以诱惑大众的方式。不过此事件的计划,由于事前泄露风声的缘故,不致酿成重大事变。虽然一些相关人物被检举遭收押,但主角余清芳脱逃至礁吧哖投靠江定,终于诱发山村农民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所谓的礁吧哖事件。
此事件爆发的背景,是因自明治44年(1911 )至大正3年(1914)的数年间,经常有所谓六十年台风侵袭台湾,对甘蔗的生产带来很大的灾害;大正4年(1915),又发生了虫害,米价的暴涨,使得礁吧哖一带的蔗农更加穷困了。由于礁吧哖即今台南县玉井,不适合种稻,故政府鼓励种甘蔗,其甘蔗由台南制糖工厂收购。关于收购的价格,在礁吧哖以外的地方,可以用耕作稻米为要求,故甘蔗价格可随米价而调整,这对不能拥有相同比照的礁吧哖地区的人来说,无非是制糖公司对他们的一种榨取。还有1910年至1914年的林野调查,当时民有地有九十七万三千七百三十六甲,但能得到所有权的,只有五万六千九百六十一甲,占民有地的6% ,其余94%全被没收为官有地。此外税收的繁重,奴化教育都使得住于该地的人,产生极大的不满。生活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之下的人们是容易被激发,挺身而出参与叛乱的。何况余清芳逃到礁吧哖所依靠的江定,是位很得当地百姓信赖的人物。
关于江定的为人,依警察当局的记录云︰「江定为人豪阔而属匪类中有知识者。他在领台后即被推为区长,后因林杞埔事件(1912 )逃入山中,参加抗日游击队,带着妻子和部下潜伏礁吧哖山中数年,村人不但没报警,还补给粮食。在礁 吧哖一带的(下文中有日文部份,需有细明体才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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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池田敏雄氏〈柳田国男?台湾----西来庵事件?????----〉(《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记念论集、日本民族文化???周边、历史民族篇》页465),论集编纂委员会编,新日本教育图书株式会社,昭和55年10月1日。2 同上书,页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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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来说,江定是位抗日英雄。」时余清芳以其为副将,兴起以武力袭击官厅的举动。此叛乱长达一个多月,在最后的决战即大正4年8月3日礁吧哖支厅南庄派出所的包围战中,猬集千五百人左右的住民直接参与战斗。时参加叛乱的村落,是现在的南化、玉井、甲仙、楠西、左镇、内门、新化,但为此事件的中心地,而且造成很多人牺牲的是南化庄(南化、中坑、菁埔寮、竹头崎、北寮、西阿里关、西大丘园)。依1975年乡公所的调查,当时的牺牲者即被军队、警察杀害的住民、刑死、服狱的,计有六百八十八名(当时人口推定为四千人左右),可以说是相当惨烈的抗日事件,不过事件的实质,可说是为抗议土地被收夺的农民暴动事件。
事件发生时的总督是安东贞美,时值当局正筹备「始政二十周年纪念」的庆祝事宜,故对事件前甫上任的安东总督而言,如何处理该事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由于该事件与在家佛教即斋教有密切的关系,故安东总督不待事件结束,就从10月至翌年3月,实施全台湾旧有的宗教调查。3 此次调查系专依台湾之旧惯宗教而行,但此次的调查由于准备欠周详,故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故宗教调查在大正5年3月之后,还连续作了二次全台的调查公报。首次是在大正5年4月起,以一年为期。
此次的调查,是委托各地方厅的公学校教员及警察等,但因「调查事项的取舍,记述的粗细等无统一故」;于6年9月开始,进行第二次的调查。此次调查于7年初完成,为改善上次的缺陷,印制了「关于宗教调查的记载范例」,分发给各地方厅,令各厅负责宗教事务的职员,承担此调查的工作。他们再将「调查报告书」及「寺庙台帐」寄回社寺课,其册数之多达有13间,由于明治45年来台,执掌蕃人教化、宗教调查等的事务。大正7年1月任台湾总督府编修官兼翻译官(《南瀛佛教》12之2,页28,昭和9年2月1日)的丸井圭次郎等加以整理,于8年3月历经近四年的岁月,第一卷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也就是第一回的宗教调查报告问世了。此卷的内容,是依台湾的旧惯及与宗教有关的事物。原本计划,继几个月内完成以神道佛教及基督教为主的第二卷,但遗憾的是终究未能问世。4虽是如此,总督府基于政策上的需要,遂于大正7年6月将地方课内关于社寺事项的单位(自明治34年11月至大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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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参考上引池田氏文。事件的结束,是到了大正5年7月,江定等37名被判死刑时(《台湾大年表》,台湾经世新报社编,绿荫书房,1992年3月5日)。又参考蔡锦堂氏《日本帝国主义下台湾?宗教政策》第二章宗教调查制度整备?,第一节西来庵事件,页49～51,同成社,1994年4月15日。《南瀛佛教》七之三、杂报、第二回宗教调查,昭和4年5月。4 《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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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提升为隶属于地方部的社寺课,进而于大正8年6月,改属于内务局社寺课,而首任社寺课课长的是当时负责汇整寺庙台帐,宗教调查报告的丸井圭次郎。丸井氏担任此职,直至大正13年12月因总督府官制改正的缘故,社寺课成为内务局文教课的社寺系为止。辞去社寺课课长的丸井氏,于大正14年1月3日从基隆撘乘「备后丸」返回日本,后就职于大正大学。
5 丸井氏于昭和9年(1934)1月14日逝世于东京(《南瀛佛教》12之2,页28,昭和9年2月1日),享年65岁。在长达六年半的课长任内,如果要谈丸井氏的贡献,当是他在大正10年结合了台湾佛教界的精英而成立的「南瀛佛教会」,该会的会员只限于本岛人,但它却超越了内地(指日本)、本岛(指台湾)各山派及僧俗(指僧侣及斋友)的组织团体,而且它自成立以来,一直存续到战后,国民党政府迁台,中国佛教会取而代之为止,所以可以视南瀛佛教会的动态,为此一时期台湾佛教活动的标示。但是西来庵事件的发生,正是日本统治台湾将届满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日本佛教的各宗派,在台湾布教的成果及其影响将是如何?故本文将此南瀛佛教会的成立为分界点,来一探此会成立前后台湾佛教(当然包括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内)的动态。
二、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布教
日本佛教的传入台湾,是起于纪元1895年(明治28年,光绪21年),满清政府因甲午战争的败北,于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依此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因此日本军队于5月8日起,陆续登陆台湾的时候。为什么日本佛教会随军队而传入台湾呢?这是由于日本军队内,均有从军布教师的缘故。如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龙他就是奉该宗两大本山(永平寺、总持寺)之命,随征清之师,驰驱于辽东、山东,后来在明治28年随南进军而驻锡于台北。6 由此可见从军布教师的派遣,并非仅限于台湾而已。又日本自江户时代,幕府为弹压基督教徒而将檀家(信徒)法制化,即寺请制度的建立起,全国士庶皆固定归属某宗某派的某寺,因此军队将领士兵的宗派所属自然不同,随之从军布教师的僧侣也就来自不同的宗派。又必须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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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前揭蔡锦堂氏书,页67～70。《台湾大年表》大正13年12月条。
《南瀛佛教会会报》二之六,大正13年12月23日;同上《会报》四之四,大正15年7月。笔者参考蔡氏书及《台湾大年表》的相关记录,认为《南瀛佛教会会报》的记载可能是指地方部的社寺课,因此江氏的说法可能有误。见注176 佐佐木珍龙氏〈护国山台湾寺创立喜舍金劝募?趣意〉(曹洞宗《宗报》第五十九号,曹洞宗务局文书课,明治3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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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佛教的宗派区分是非常严格的,与台湾或中国佛教那种融和性的宗教性格是大不相同。由于这样,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其日常功课所使用的经典、所受持的教义、信仰型态、更重要的是与生死有关的宗教仪礼,也因宗派不同而相异,这也是日本军队中,存在着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的缘故。要了解这种关系的话,可以进一步从从军布教师所担当的职务来看,即可明白。
根据《真宗本派本愿寺台湾开教史》中云︰抑本派布教使踏足于台湾最初的目的,是在从军布教。而此从军布教,实是起于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战役。即以明治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得大本营的许可,由本山所派遣的的木山定生氏,巡回第一军、第二军战线及各营所医院,而从事于慰问、布教、或葬祭等事为嚆矢。其次,于翌年二十八年一月,令香川、鹿多、弓波、伊藤四氏赴战地,配属各军队。今明如上人翻传,窥当时事,明示如下︰二月于广岛召集混成枝队,命藤岛了稳向大本营请愿从军布教使附属事,得其许可,与该枝队之间,作如下缔结︰
一、从军僧慰谕出征中士兵,而不可怠。
二、对死亡者、疾病患者,处理葬祭、或有时可从事看护。
三、遗骨送至广岛本愿寺的出张所,出张所将之转送于遗族或亲戚。混成枝队广岛滞在中,令赤松连城出张(出差),与从军僧鼓舞士气,勉励彻底贯彻圣旨。从军布教者的任务,虽不能言一概,但大体上,因地随时,从事如下事项的工作︰访问各兵营,传达本山的意志,授与名号,寄赠书籍等。?访问各病院,对患者给与安慰事。于适宜之所开教筵,对士兵与军夫说关于安心立命、及卫生风纪等事。
四、处理死者的遗骸,或火葬、或埋葬等葬仪之事。
五、举行追吊法要之事。
六、将死者的遗骸及遗物,送至本人乡里。(笔者自译页1～2)
由以上净土真宗本愿寺派,与广岛第一军、第二军所签订的从军布教师的任务来看,可以知道从军布教师的任务,在于协助军方,传达政府的旨意,对从军者给与精神的安慰、士气的鼓舞、照顾看护伤员士兵,处理死亡士兵的遗骸及相关葬仪。如此的职务,是各宗派从军布教师所必须负起的。7 由此可以知道,最初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所负的任务,并非如《台湾省通志稿》(卷2,页102)或《台湾省通志》(卷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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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所说的「当初各宗本山各设临时局,从事慰问出征军人及军属」那么单纯。
在这些从军布教师进入台湾之后,所做的工作,当然是如上所列举的事项,因为日本政府接管台湾,并非是和平无战事的。在日清缔结马关条约,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方面于5月10日以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抵抗日本政府的接管。但是6月2日初代总督桦山资纪于基隆港外海会见满清特派使节李经方,完成台湾及澎湖岛的授受,6月3日近卫师团占领基隆,桦山总督于5日登陆基隆,并假旧关税署成立总督府,唐景崧就乘德国汽船逃亡厦门、14日桦山总督率领文武官僚进入台北城,17日举行始政典礼,8 尔来总督府仍得面临处理一波接着一波的抗日运动及地方上的暴乱。在如此的时局里,从军布教师是如何看这时局呢?
临济宗松元无师于《镇南记念帖》「镇南山缘起」中云︰回顾明治二十八年本岛入我版图,虽只是支那政府形式上的割让,非和平地将其土地人民共入版图。本是化外剽悍之民,当然不奉本国政府之命、服我新政。狞猛之士,起义于所在,或称义军,或唱共和,匪类横行,民政不行,以致不得已,一时布以军政,以讨伐为事。自是以后,全岛生民扰扰,殆无宁日,恒达五年之久。明治三十一年故大将总督(儿玉源太郎)赴任,时全岛已达扰乱之极,以文治实无可作为,于是当面之急务只是武力而已。然徒偏用威武,而如玉石俱焚的话,怨恨蚕丛而官民相杀伤,至其终极,徒结人种的仇怨,如此本岛新附的赤子将待何时,得沐我皇上深仁厚泽呢?故大将处斯至大难局,徐察民情归趣,知悉民心迷惑之根源,一面参酌旧惯,善案排民政,一面充实军威,勉亢凶之征服,极恩威并行之妙用的话,就是那种的匪类,也大惧必罚之威,深服信赏之恩,不期年,全岛生民始知王政之懿美,得归皇上覆育之鸿恩。……自明治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本岛实处于如以上乱杂的状态。当此之时,经常向雷同匪贼的剽悍狞猛的土民示以正法,使想一擢万金自母国冒险渡来的商民,知道因果必然的道理,孤锡飘然,渡来本岛的禅僧,是现住安东县镇江山临济禅寺的住持(细野)南岳和尚。然时维明治三十年,匪类渐逞贼势,吏乏操守,民不安心。陆续渡来的母国商民,互渔奇利,只管竞浮云致富,忘义理、弃廉耻,朝阿謏官衙,夕诱惑吏人,只是争利,千态万状,如百鬼夜行样。……当时南岳师目击此景,以为在时势民情至此之极的本岛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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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上揭佐佐木氏文。
见《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1,净土宗开教振兴协会,平成2年3月1日。
8 以上参考《台湾大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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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到底非微力所能,不如东归,寻出具大力量的善知识,强请飞锡。……9
上文中谈及的细野南岳和尚,是属临济宗妙心寺派,于明治29年驻锡台北。10 他在台半年多的时间,11 考察了当时的时势民情,终感自己能力的微薄,无法以佛法济世,因而东归日本寻找适当人材来台,终于找到了足利天应师,于明治31年早春一同联袂来台从事布教的工作,12 这也是临济宗妙心寺派来台布教的开始。在细野南岳的眼里看来,当时(明治29年～30年)的台湾社会,除了各地蜂起的暴乱,致使生民涂炭外,尚有日本商人陆续涌入台湾争相渔利,使台湾人民不聊生的现象,这在身为一位宗教师来说,是非常痛心的事。
又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龙随南进军,于明治28年5月18日入台之后,奉两本山宗务局之命,随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湾之便,调查了台湾的宗教。他从瘴烟毒雾之中,于该年8月3日完成了调查,并在12月中归国复命前,向宗务局提出了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影响日后曹洞宗对台布教计划至巨,但容笔者后述。在此先来看曹洞宗议会议员于明治29年11月20日提出讨论议决,30 年1月正式实施的「台湾岛布教案」议决的理由。兹将其理由的内容翻译如下︰依据佐佐木珍龙视察复命的书类及调查陈述其它的凭证,台湾全岛的人民大概是为佛教的信徒,而其多数的寺院属我曹洞宗,其僧侣传承佛祖正传的法脉,礼佛诵经亦不见多大径庭之处,但至于其布教传道之事,已是荒废至极……。台湾岛整体的现况,我政化日尚浅,而未充洽民心且百般施设今方属筹划中。是故关于宗教事即如社寺的制度,未就经理之绪。依此,如本宗寺院特派布教师与寺院管理者之间,也缔结本末统属誓约的寺院虽多达七十余所,但也仅止于相互的私约,未能获得官厅的公证,进而不能获得支配其寺院及僧侣的权限。何况于其檀家信徒,连一个统属归著者也没有,呈现混沌未剖之观。今如令特派布教师等,向总督府禀议制定社寺制度,总督府亦将着手筹划之。然而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两派等各各特派为数颇多的布教师,加上交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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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镇南记念帖》页3～4,台湾台北镇南山临济护国禅寺,大正2年7月15日。
10 江木生氏〈佛教各宗?台湾传来?变迁及现势〉(《台湾佛化》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2年11月16日)。此文原发表于《南瀛佛教》15-2,昭和12年2月1日,题为〈内地佛教?台湾传来?其现势〉。
11 《镇南记念帖》页4。
12 同上书页6。前揭江木生氏文作明治30年可能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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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布教资金,不分昼夜致力布教,特别是如真宗东西两派,投下无限的资金,大大有所策划。而真宗东西两派及真言净土日莲等宗派于布教上的方针,亦与我宗的方针大同而少异。然而依我宗于台湾布教,比佛教各宗先着手,其成果的一部份亦不是没比佛教各宗稍微优势之处,以是或有一部份自然地成为竞争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宗的台湾布教,作为新版图的事业,不啻有非常困难之处,又其它亦有难言的困难。往后的发展,实需要非常的忍耐勤勉和众多的资金,这是无庸多论的。(页13～14)13
又《宗报》第三号「论说」台湾布教中云︰我帝国于武力既得台湾,然实际未镇抚,相继而来的军队冲突,是为感情的冲突……。至于其宗教,彼此无特别差异,均沐浴于世尊一味的法恩者。施设得其宜,镇抚不失其当的话,于其军队将相继而起的冲突,容易地可以调停。感情的冲突既调停,军队的冲突奏其功,全岛与我本州岛亦无异。而为此所关的政化,固虽大,宗教给与的作用亦非不大。台湾这地方虽有少数的耶稣教徒,领有枢要之地,至于一般人民的思想,悉皆佛教的信徒而处于土僧教化之下。以其同一佛教,化其同一佛教徒,使皇恩洽于边陬之地,此岂非佛教徒之一大任务也。况同岛的佛教,十之八九是奉佛祖正传之宗者,而与我曹洞宗是处于颇有密切的关系。……我宗于该岛布教,有此好的地位也。然各宗的锐意努力,决不能使我宗独安此好的地位,加上台湾总督府采取,只要尽力于土人教化,不问其宗派为何,都使其继续占有寺院的方针。台湾之地正使佛教各宗演其教化的生存竞争,进行其优胜劣败。我宗今有所踌躇,此将功亏一篑也,不可不本末(本山与末寺)协同,大尽此事,此本山之希望,亦该为末派之舆论。(页4)14又《台湾教报》第一号、社说「对台湾布教策私见」中云︰惟我大日本帝国的宗教,可说以神佛二教为限,何者神道,以神圣历史为国体之经,佛教是以王法佛法无二的妙法为国体之纬。彼普天之下无国土无国王之一神教,永不合我国体妆v教。至于现今热心从事于台湾布教的日本宗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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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曹洞宗《宗报》第一号,明治30年1月1日。
14 明治3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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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量力的保护,不正是日本政府宜采取的对台政策的一部份吗?况乎在来的寺院庙宫等,其住僧大都逃亡而有日极颓废之观。新政厚德的日本政府而若嘱此荒芜荏苒,使附战痕弥缝,对我台地的人民,毕竟惹起恶感是无庸待言,我辈布教方面正视察事实。尔政府该如何保护,此有二。其一曰︰尽可能不将宗教家与军事政治相提并论,而得应用使用丈量的土地;其二曰︰原有的殿堂等建筑物,悉将之分与宗教家,附属于其寺院的财产什具,并如旧下附。如此本国派遣的宗教家得以安全地弘道,土民感化的成果自然能举
。(页7)15
由以上四种资料可窥知,明治28年、29年之间,台湾社会的混乱。在这混乱的时局里,台湾在地的寺院有自动与曹洞宗缔结本末的关系,企盼得到日本佛教的保护者有七十多所寺院。也有许多是呈现无住僧的真空状态。值此时,总督府除了一面用武力镇压,一面也考虑到以宗教----尤其是佛教来镇抚人心,这从当时桦山总督对从军布教师所说的︰「日本的佛教家来台湾抱持想要弘扬自己的宗旨,扩展自己的佛教的观念是不可以的。……今当治理此岛,无论如何宗教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是决不可说想要弘扬我宗的宗旨,扩大我佛教,以我所说的国家观念,请日本佛教家尽力。」(《从军实历梦游谈》页97)可以窥知。但实际上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却视台湾为一块可以发展的新天地,所以互相竞争,欲取得在地佛教资产的意图相当明显。不过在此生存竞争的时代里,各宗派所投下的人力财力也相当可观,同时为达到预期的效果,各宗派似也制定了在台布的规则及经费的供应。此时在台有布教活动的宗派,则有曹洞、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本愿寺派。此中,曹洞宗的在台布教,比较其它宗派,有捷足先登之势,同时所获得的在地佛教资源亦较他宗丰富。但因总督府的宗教政策,是采自由放任而非偏袒曹洞宗或某一宗派的缘故,曹洞宗的从军布教师深感居安得思危。因此,为了维持上述的优势,曹洞宗在台的布教师,不论其人数或布教计划都较他宗略胜一筹。这从净土宗的武田兴仁所传述的日本诸宗派在台开教的情况,就可知道。今将其文译述如下︰此时在台湾最大的日本佛教宗派是曹洞宗,已有十余名的布教师活跃着,可预想还会再增加五、六名。又布教、教育的态势也确立了,也计划着建设日本式的大寺院,更企划着发行《台湾教报》的杂志。在真宗本派八名的巡教师,分别于台南、台中、台北活跃着。在台南主要是从事于教育事业,台中是以军队布教为主,台北是以原地人布教为主。真言宗是以日本人布教为主,三名布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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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明治29年11月25日,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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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88分别于台中、台北,致力于布教。日莲宗三名布教师在台中,预定新派遣二名到台北。神道也设艋舺学校,实施日台两语的教育。16以上武田氏之文,当是发表于明治29年年底之前。因为武田兴仁是在明治29年6月抵台的,17 又该文中提及曹洞宗企划发行《台湾教报》,而此《台湾教报》第一号,就是大日本台湾佛教会,于明治29年11月25日发行的新日本《教报》第一号。这从其「发刊之趣意」中云「命??台湾教报?云?、之?发刊?」可以得到证明。由武田氏之文看来,当时在台湾最大的日本佛教团体,当属曹洞宗无疑。之外有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宗。但实际上除了武田氏所列举的诸宗派外,应还有净土宗及临济宗。18 当然随着岁月,在日本的其它佛教宗派,也陆续传入台湾,这从江木生氏的〈内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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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2～33。
17 同上书,页31。
江木生氏前揭文作29年8月。同上会报三之二,大正14年3月。江灿腾氏于「日据初期台湾佛教史研究演讲录」中,谈及︰「本来丸井负责的宗教调查工作,在大正八年提出《报告书》后,应暂时告一段落了。但在大正六年五月,也就是调查第二次进度末期,他被任命为总督府内务局新成立的「社寺课」课长,并一直担任至大正十三年(1924)此一机构被裁撤,丸井辞职回日本为止。」(《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页122,南天书局,1996年3月)依江氏的说法,内务局社寺课是成立于大正六年五月,丸井氏于此时就任课长之职(此说也出现于《二十世纪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页18,净心文教基金会,1995年4月)。但所依据史料为何?不得而知。或许是依《南瀛佛教会会报》第二卷第六号(大正13年12月23日)「丸井会长辞任」中谈及的「大正六年五月就任社寺课长」一语吧!不过根据《台湾大年表》大正8年5月1日现在文武职员表的话,丸井圭次郎是为地方部社寺课长;而大正9年10月1日现在文武职员表的话,丸井氏是为内务局社寺课长。至于蔡氏的说法,系依台湾总督府编《台湾总督府事务成绩提要》。18 明治二八年六月?外征士卒慰问使???台湾?渡??林彦明?从军兵??慰问、法语、追吊、病院?患者慰问????????开教?计划????。????同年一○月?佐藤大道、桥本定幢?渡??。????准备段阶?经?同二十九年六月?赴任??仲谷德念、武田兴仁????事实上?台湾开教?始???(《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1)。临济宗妙心寺派 本宗?湾传来?明治二十九年、细野南岳师?台北?渡来??,同三十年同师?请???渡来???足利天应师?以?嚆矢???(江木生〈佛教各宗?台湾传来?变迁及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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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台湾传来其现势〉一文,可以知道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四十周年时,已有八宗十二派之多,又从《台湾省通志稿》、《台湾省通志》及《重修台湾省通志》都介绍八宗十二派来看,日本佛教宗派的传入台湾,在昭和12年底时,似是已有了定型。在此所说的八宗十二派,19 即是︰天台宗、真言宗高野派、醍醐派、净土宗、净土宗西山深草派、临济宗妙心寺派、曹洞宗、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大谷派、日莲宗、法华宗本门派、显本派以下将一窥此八宗十二派在台布教的情况,首先就曹洞宗来探究。
(一)曹洞宗
如本文页285所述,曹洞宗的台湾布教是始于明治28年佐佐木珍龙20 随南进军驻台的因缘,时为5月18日(新历6月10日)。21 之后奉两本山之命,随从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湾全岛的宗教,且于8月3日将调查报告呈报该山的宗务局。其报告的要旨,先后刊载于《宗报》第一号(页27)及《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5上),而其报告全文则刊载于《台湾教报》第一号(页17下～25上)。关于《台湾教报》的发见及其介绍,可参考锺淑敏氏〈东大收藏与台湾研究〉(《台湾史研究》卷1期一、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及江灿腾氏〈《教报》第一号----日据初期台湾佛教新史料的出土----〉(《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页100～108)。不过江氏文,虽提到《台湾教报》是由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发行,但此佛教会是属何宗派则未触及。由于「大日本台湾佛教会」,是台北曹洞教会的前身,它成立于明治2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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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南瀛佛教》十五之二,昭和12年2月1日。《台湾佛化》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2年11月16日。
20 据《宗报》第六十五号页16(明治32年9月1日)云︰佐佐木氏任北海道后志国寿都郡新荣町龙洞院的住持。
21 李添春氏编《台湾省通志稿》卷2人民志宗教篇,第三章佛教第八节皇民化运动与台湾佛教中,谈及佐佐木珍龙来台,是在6月10日。但依佐佐木氏《从军实历梦游谈》页49,佐佐木氏自述其初抵基隆是在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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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缘故,22 可以知道「大日本台湾佛教会」是曹洞宗在台初期的组织,因此《台湾教报》无疑地是在台曹洞宗所发行的刊物,这从上述武田兴仁之文,再从调查报告内容作比对,更可证明《台湾教报》中「台湾佛教调查」第一回的作者非他就是佐佐木珍龙。为了便于证明,今将相关内容译述于下︰
一、《宗报》第一号「台湾布教始末」︰
现今台湾的布教概衰颓萎靡更不振,其宗派主称禅宗,此中虽有曹洞、临济、清水、黄,蘗等的派别,但无本末的差别也无宗派的规律。唯习惯上分派异实而已。寺院的种类,有官庙、民庙、会馆三种。官庙者,在城内及各府县大官衙的所在地,全部由官衙的费用而建立,本尊多是天上圣母、观音、关帝而住持人是有僧侣、道士、进士秀才等。民庙者,是因人民的信仰心而建立者,为普通各宗派的寺院。会馆者,是商人相互计划而建立,为数极少。(页27下)
二、《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
现今台湾佛教衰废,概称其宗派是禅宗,其中是有曹洞、临济、黄蘗等的宗派,但不过是习惯上的自称而已。寺院分成官庙、民庙、会馆的三种类。官庙者,是位于各府县大官府的所在地,由官费建立的,佛教僧或道教僧为其住持。民庙者,由人民的信仰心建立的,其过半数是曹洞宗系。会馆者,是商人建立的寺院,其数量是极少。(页66上)
三、《教报》第一号内外宗教汇报「台湾佛教调查」第一回︰
一、台湾佛教的宗派︰
现今台湾佛教的形势,殆极衰颓萎微,然与概略调查如下︰台湾佛教俗总云禅宗,其内有曹洞派、临济派、清水派、黄檗派。然从来非确定为临济派的寺或曹洞派的寺,故住曹洞僧侣者,就云曹洞派;住临济派僧侣者,就云临济派。如此而无确然的规律,而且也没有本末等的区别。虽然如此,目下只习惯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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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明治30年)八月二日晴曹洞教会员?访问?。曹洞教会?昨明治廿九年五月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名?一?团??组织???月过?年越?萎微???振??为??,本年三月以来更?台北曹洞教会?改??大?信者?募集??现今二百名余?及???《宗报》第十九号,页13下,明治3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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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为临济、此为曹洞者。台湾全岛中有数百寺,然未遂其精查,故不得确切总数。
二、寺院的种类︰
区分台湾寺院的种类,总为三种,是为一官庙、二民庙、三会馆。庙者,凡寺名而于我日本如称谓所谓何斋何庵。第一官庙者,总建立于城内及各府县州的官衙所在地,而全然以官衙的费用修缮之,故伽蓝也因而可以广大建造。作本尊的是天上圣母、或关帝、或孔子老子、观世音隍爷等,其它有官吏信奉佛天,而该官庙的主持人,因为没有一定的规定,时或僧侣或道士其它进士秀才等,而随时可令其住之。又高等官往往以其庙内作为寄住宿所,或作休憩所,有时定为集会所。而此等一切的支出,皆悉于其官衙负担。而如现在台北城内所建设的天后宫、文武庙、城隍庙三庙,其结构都宏壮优美,巍然耸于云表的一大殿堂,实也可谓本岛建筑上的极致。如天后宫,才刚听到其为禅僧座禅的道场,今又无其人,与其它二庙,皆徒为官吏兵士的寄住宿舍,悲哉!盖官衙的所在地,必有所付嘱的官庙。第二民庙者唯依信仰心的基础,在众民一致协力之下,以募集醵金所建立者,即是普通说的各宗派的寺院。因此,如台北府艋舺街的龙山寺,是以来自其它各地施主家的各种纳施物而成立的。第三会馆者,各巿街的商人们共同计划建立,本尊是为天上圣母或观音等,随其宜而祭祀之,作为商人的集会所,讨论其关于商法上的事业。故由其商人年年义捐几分,及合计其寺庙诸种的收入,为其年中生计及伽蓝修理等。会馆至为少数不足算。以上三种,官庙是为特别;在一般民间的是,民庙多而皆有势力。台湾全岛中称禅门的丛林,悉皆是属民庙也。(页18上～下)
一见以上三种相关的数据,可以分辨出这三种数据中,最原始的是《教报》的部份,其次是其要旨的《宗报》,至于《开教传道史》则是改写《宗报》的要旨而来的报告。又依其出版年代来说,《教报》是在明治29年11月25日,《宗报》是在明治30年1月1日,而《开教传道史》则是在昭和55年(1980)11月10 日。再从《宗报》第一号审查议案第二号台湾岛布教案时,所提出的理由当中有︰「依调查佐佐木珍龙视察复命的书类及陈述其它的凭证,台湾全岛的人民大都是佛教的信徒。其多数的寺院,是属我曹洞宗。其僧侣传承佛祖正传的法脉,礼佛诵经亦不见多大径庭之处,但至于布教传道之事,虽已是荒废至极,但一般人民尊信佛教的事是不争的事实。」(页13上)之文。由此文来看,一可左证《教报》中「台湾佛教调查」的撰文者,应是佐佐木珍龙无疑;二可证明《开教传道史》中有《教报》、《宗报》中所没有的「民庙者……其过半数是曹洞宗系」之文,大概是依此提案理由中的「其寺院的多数,是属我曹洞宗」而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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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的吧!
在此有关《开教传道史》的事,尚有一事需要说明的。此事是江灿腾氏在《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日据初期台湾佛教史研究演讲录」中,谈及「李添春的看法(指佐佐木来台布教事)是摘录《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有关「台湾」的部份资料而形成的」(页116)。此指责,我想是错误的。因为李添春在《台湾省通志稿》中所执笔的〈人民志宗教篇〉,是出版于民国45年(1956),而《开教传道史》则是昭和55年(1980)11月10日的出版物,李添春的文章是比《开教传道史》早24年发表的缘故。依笔者的浅见,日本驹泽大学毕业的李添春的〈宗教篇〉中有关曹洞宗来台传教的部份,应是根据《宗报》第一号上的记录而来。同时《开教传道史》的编辑数据,主要的也是根据《宗报》而来,这从《开教传道史》屡屡引用《宗报》也可证明。总之,佐佐木氏的这份调查报告,对曹洞宗决定来台开教传道的影响至巨,它使宗务局于明治29年(1896)2月特派遣木田韬光、足立普门、佐佐木珍龙、若生国荣、樱井大典、铃木雄秀、天时有生(《从军实历梦游谈》页100)等来台湾,经理原有的宗门寺院,及招徕怀柔及僧侣信徒等,另一方面慰问教化守备军队的将士们等的工作。又到了5月木田韬光为具申将来的经理措置回日本;6月樱井大典也因病回日本。23 因此宗务局于7月特派长田观禅、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位布教师来台。并且于台北设置曹洞宗务支局,任陆钺岩为教务监督,佐佐木珍龙为宗务监督,且划分全岛为三教区,令陆钺岩、佐佐木珍龙、铃木雄秀驻于台北,足立普明、长田观禅于台中,若生国荣、芳川雄悟于台南。24如此布教师的分配,在日后是稍有变化,关于这点容笔者后述。不过值此29年,各宗在台的布教如前所述(见页286),为取得原有的台湾佛教资源而相互竞争。曹洞宗虽取得天时之便,暂居优势,如艋舺龙山寺、台南开元寺、竹溪寺、法华寺、大天后宫、考寿院等与台湾原有寺院193所缔结了本末关系(《梦游谈》页100),可是这仅止于私契的关系,而且是基于社会的混乱、国家的更替,台湾原有寺院的僧侣,在无法自保的情形下,必须仰赖日本佛教的保护的缘故。如此的本末关系,是非常脆弱的。这在曹洞宗在台布教师们来说,必然是有所意识,所以曹洞宗希望总督府能制定与日本佛教一样的社寺制度(见页285),但事实上不能如曹洞宗所愿。在如此的环境之下,曹洞宗要想在台湾维持布教的优势,除了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优秀的人材之外,确定布教的方针也就不得不尽快实施了。这也是明治29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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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江灿腾氏于前揭文中说︰「同年七月特派长田禅观、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人来台,而调回本田(木田之误)和樱井两人。」(页17),如此的说法是有误的。24 《宗报》第一号,页1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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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议决,30年1月付与实施的「台湾岛布教规程」成立的背景。今将此规程,介绍于下︰
第一条︰曹洞宗两本山令特派布教师驻于台湾岛,使从事左记各项业务。
第一项︰招徕怀柔原有宗门寺院及原有的僧侣,经纪统理之。
第二项︰开谕化导原有宗门寺院的檀家信徒,使沾被于皇化,沐浴于教泽。
第三项︰布教师在驻在所,禀议官衙,而设置日本国语学校,教育原有人民的子弟事。
第四项︰慰问守备军队,一面在军队开教演法事。
第五项︰向在台的官吏及人民布教传道事。
第二条︰台湾岛的布教,分第一第二的二期,其第一期着手于全岛枢要的场所,第二期着手于全岛的一般区域。
第三条︰确定着手台湾岛第一期布教的场所如左︰台北、宜兰、基隆、淡水、新竹、台中、鹿港、彰化、云林、苗栗、埔里、台南、安平、嘉义、凤山、恒春、打狗、澎湖岛。
第四条︰关于台湾岛布教规则,于曹洞宗务局另定之。25根据以上的规程,可以知道曹洞宗来台开教的目的及其工作的项目。从第一条的第一、第二两项来看,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其目的,是欲取得台湾原有的寺院资源,也就是欲确保直至目前为止与曹洞宗已缔结本末关系的寺院。而其工作项目,则有对台湾人从事语言教育弘法、传道及对日本人传教说法,还有慰问安抚士兵等。此时的台湾佛教界,其寺院殿堂大都被钉上官有家屋的标识,而如宏伟的寺庙、枢要地的堂宇,大抵被官方征用,作为守备队、宪兵屯处、兵粘部、兵粘宿舍、粮饷仓库、学校、医院、警察署所占用,寺庙伽蓝俨然成为官方的房舍。加上总督府并不着眼于日本原来的某一宗派,而是采取能有社会公益事业,如教育、慈善等具体成绩者,就与优遇的方针。26由此不难想象如上述「布教规程」的制定,实是完全配合总督府的政策方针,同时也可由此了解日后各宗在台布教,所从事的事业方向。以下依据《宗报》所载的资料,一窥曹洞宗在台布教的事业。
曹洞宗在台布教,是由明治29年2月派遣佐佐木珍龙等七位布教师(如页292)来台开始的。到了7月因木田韬光、樱井大典的归国,所以宗务局加派长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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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宗报》第一号,页16下～17上。
26 《宗报》第八号,页10,明治3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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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位来台从事布教。到了三十年代,其布教配属的地域、人员、事业则如下︰
(1)台北县
计有佐佐木珍龙、村上寿山、正觉慈观、竹岛文伶、铃木雄秀、原大泉、小佐野玉眼、吉见祖溪、相川得宗、久河道隆、木村元宗。以上诸师布教的地区,由现今的台北县巿到基隆、新竹、宜兰地方。此中,佐佐木、村上、相川三师的布教行脚都到过大科茨(即今桃园大溪),而村上师于30年8月,设布教所于大科茨观音寺,之后,增派相川师前来辅助。27 至于台北县巿方面,他们布教的据点是艋舺龙山寺、西门街、大稻埕慈圣宫、北投、士林街慈诚宫、锡口街慈佑宫、枋簝广济宫、海山口慈佑宫、枋桥妈祖宫、沪尾港(淡水)龙山寺、淡水港、三角涌(三峡)、水返脚(汐止)、桃仔园(桃园)、和尚州(芦州)、龟仑岭(桃园龟山乡)、大龙峒保安宫、八芝兰(士林)妈祖宫、关渡庄关渡宫等。28 布教的对象,大都是本岛人,而当时担任翻译者先后有︰悦修、普义(福州僧)二师及黄时周、陈金福。除了常规的布教外,举办法会如盂兰盆会、施饿鬼会,以慰抚因基隆、台北间五肚庄工程的殉难者及卷入叛乱事件的牺牲者之灵。还有对内地人开讲禅学,举行葬仪。29 关于教育、慈善事业方面则有?29年6月1日于艋舺新兴宫创立的私立日本语学校。此学校于30年4月移至龙山寺。30 ?明治30年4月30日在新兴宫设立慈惠医院,
佐佐木为院主,森拳石为院长。31 其医院的规则如下︰
一、本院以慈惠为主,有因赤贫无法就医治疗,而领有曹洞宗布教师或事务员的证明书者,可与治疗施药。
二、持有警察官宪兵官、各宗布教师及士商公会证明的患者,可与施医治疗。
三、在本院看到赤贫的患者,病情紧急而无法取得证明者,直接与以治疗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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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宗报》第十九号,页12、13,明治30年10月1日。
《宗报》第三九号,页18,明治31年8月1日。
28 《宗报》第三九号,页18。
《宗报》第二三号,页16,明治30年12月1日。
29 《宗报》第十九号,页10。
30 《宗报》第十九号,页13。
31 《宗报》第十八号,页16,明治3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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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虽自称贫民但衣着很有品位之辈,决不可免费施与治疗给药。
五、依时宜没持有证明书,但能缴纳药价的半额的患者得符合其愿望,给与治疗施药。32依如上规则,可知此医院施医治疗的对象,是无本岛人内地人或宗派所属之分,而是依贫困无依者。又从其开业以来至7月三个月间患者的病名是︰梅毒、么赖利亚(疟疾)、脚气、赤痢、肠胃加答儿33 来看,多属环境卫生恶劣的疾病,这也是布教师欲从事卫生教育的因素。
除了上述二项事业之外,佐佐木珍龙呼吁各宗派布教师协力,于29年10月14日取得台北县厅建设的许可,在31年12月18日举行落成典礼的共同墓地及葬仪堂,34 解决了内地人身后安置的问题。他又与各宗派布教师共同发起成立台北感化保护院,其结果是于31年3月1日起,假台北县太加蚋堡艋舺八甲街曹洞宗末寺复元堂加以整修后成立。当时其免囚者,计有内地人十名,本岛人十七名、十六岁未满者三名。每逢星期日,由各宗派轮流派遣布教师前来说教。35 佐佐木珍龙在台布教的事业,尚有他所发起的护国山台湾寺的建立。从〈护国山台湾寺创立喜舍金劝募的趣意〉一文来看,当时曹洞宗在台湾已设有数十个布教所,二十余名布教师在各地活跃。单是台北巿的末寺就有四十余所,皈依的本地僧侣也有二十余名,信徒超过二万,而曹洞宗在台却无一个根本道场。有感于此,他获得两本山之许可后,即奔走于资金的募集。募款的对象,包括了本岛和内地的信众及寺院。36 其热衷的态度,可从其出身的北海道后志国寿都郡港新荣町龙洞院的住持麒岳洞麟和尚于6月往生,在大众期盼之下,他请假归国处理其荼昆仪式之后,8月就再回台湾,执掌建寺事业37 可知。其一生从军布教的生涯,可从其著作《征军实历梦游谈》38 窥知。介绍完佐佐木珍龙在台北的布教事业之后,接着来看当时属台北县厅之下的基隆、宜兰、新竹有多少布教的成果。开启基隆布教事业之页的是铃木雄秀。铃木于明治30年7月26日赴任,39 在
32 《宗报》第十八号,页16。
33 《宗报》第十九号,页13。
34 《宗报》第五一号,页13,明治32年2月1日。

35 《宗报》第六一号,页15,明治32年7月1日。
36 《宗报》第五九号,页1～2,明治32年6月1日。
37 《宗报》第六五号,页16,明治32年9月1日。
38 《宗报》第八八号,页14,明治3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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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假基隆天后宫内设布教所,40 同年12月1日芳川雄悟由凤山转任于此地之后,积极地展开布教,于星期日开禅学会(对象内地人居多),并布教于基隆卫戍医院。41 还有担任基隆慈善会的会务,照顾因淘金梦来到台湾,却找不到工作,穷愁潦倒于街头又无法归国的日本人。42 到了明治32年5月31日,原大泉来到基隆港玉田街的大本山布教所,43 之后有助理相川得宗的协力,于6月26日于卫戍医院开大幻灯会,强调卫生教育的必要性。44 又于8月16日起每周日开禅学会,正科生读《碧岩录》、余科生则是《原人论》。45 由于当时日本人在基隆的人口约有一万多,46 又是日本人出入频繁的港口,所以基隆的布教师,布教的对象,似是以日本人为主。至于宜兰方面,则有小佐野玉眼,于明治30年赴任。47他热心地巡回各教会并说教,为该地官民讲《碧岩录》、《因明论》。又每周六定期向本岛人说法,之外军中布教,处理日本人的葬仪,亦是不可缺的工作。48最后谈到新竹方面,明治30年春足立普门由台中转任来此,设布教所于新竹城内太爷街城隍庙,一时曾使附近133寺院归属于曹洞宗。35年12 月,将在此地的任务交于续任的田中石光,而往中国的厦门兴化寺布教。此时在俗的弟子陈普慈,建立了名叫普明山的至善堂,故在他出发前,举行了佛像安坐的仪式。这是曹洞宗在台湾开教以来,由宗门人为开山,最早诞生的寺院。49 足立师在新竹布教的成果,为曹洞宗吸收了不少本土人的信徒,而他的在台布教生涯实自台中开始。(2)台中县
39 《宗报》第十九号,页14。
40 《宗报》第二一号,页14,明治30年11月1日。
41 《宗报》第三二号,页16,明治31年4月15日。
42 《宗报》第三七号,页26,明治31年7月1日。
43 《宗报》第六一号,页16,明治32年7月1日。
44 《宗报》第六二号,页12,明治32年7月15日。
45 《宗报》第六五号,页14,明治32年8月15日。
46 同注42。
47 《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9,昭和55年11月10日。
48 《宗报》第六六号,页11?12,明治32年9月15日。《宗报》第六八号,页14,明治32年10月15日。
49 《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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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县的开教始于足立普明、长田观禅于29年7月赴任时。首先他们将据点置于彰化东门街天公坛,由于此天公坛壮丽宏伟,伽蓝的结构完整,堪称大寺,故到29年秋为止,是为陆军粮饷部所使用,后在足立、长田二师的奔走下成为曹洞宗的布教所,二师实时在此设立国语学校。此时在台中、鹿港虽有了官立的国语学校,但彰化距离二地各有三里远,这对居住于彰化一带的人来说,颇有不便之处,曹洞宗的国语学校的成立,正可弥补此缺憾。除了语言教育的推广外,二师于此坛先后开办禅学讲座,当时彰化守备队长锅岛大尉等将校以下的士兵们,都前来听讲。50 由此可知,此禅学讲座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不过对本岛人的布教亦是不遗余力。51又长田观禅,于31年5月2日起启建尸罗会(即授戒会)于彰化同庄(介于大肚山与尔骂头山间),修七天光场法要。其仪式内容,可说是遵循了本岛人的惯例,如七天法会的标题︰初日苦功悟道、二日叹世无常、三日破邪显正、四日正信除疑、五日深根信果、六日三昧水忏演焰口普施孤魂、七日孝义宝卷天光完满送神谢师。而每天的仪式内容,大致如下︰子时设供,丑时,男女大众进堂读经,请师父请空上表。卯时,献四方诸神斋供。已时,开讲,讲诵三昧经上部第一部上卷苦功悟道经文。午时,奉献茶敬诸神及鬼神斋筵。未时,开吊新众各人历代九玄七祖至佛堂顶礼安位座灵,并开演第一部下卷苦功悟道完满。申时,奉献晚茶敬诸神内外鬼魂。戍时,设莲台对诵经文。
值得注意的,是此尸罗会开始的前三天,前来参与者是百二、三十人,但进入第三天之后,人民逐渐去除疑虑使参加者增至四、五百人,且受戒者多达八十四位。52 由此可知,长田师致力于投入本岛人的布教热忱。又长田师,也致力于彰化监狱的布教。53 他在36年冬开始于台中巿新社庄兴建台中寺,根据当时台湾新闻的报导,该区已有一个教务所、二个说教所、二位布教师,信徒人数有内地人103人,本岛人1417人,总计有1520人。54 此中二位布教
50 《宗报》第八号,页11,明治30年4月15日。
51 同上注。
52 《宗报》第三十七号,页27,明治31年7月1日。《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7。
53 《宗报》第五十二号,页13,明治32年2月15日。
54 《宗报》第一八一号,页8,明治3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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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即是长田师外,加上隅氏师。此时二师的布教方式,一方面采用了相当先进的幻灯片,一面也利用了相当本土的布袋戏。他们开始了街头布教,因得力于本土僧侣东性师及苏郑德合力演出木偶像,故使得布教发挥了很大影响力,而吸引了当地人的皈信,55 台中寺的兴建,也得以顺利进行,而在37年6月,举行了佛像安坐的仪式。56 谈到台中寺的兴建,当时是以八千五百圆的预算,要建大殿,而当时来自本山的补助款,仅有二千圆而已,且当时居住在台中的日本人也仅是四、五百户,其中除去真宗、净土宗的檀家,属于曹洞宗的,不超过二百户。因此要二百户,捐出六千五百圆的经费,毕竟是不太可能的,所幸得到台湾人的信徒,大力的支持使得大殿能顺利完成,57 这也告诉我们,当时二师是如何地致力于本岛人的布教工作了。
(3)台南县
明治29年5月,于台南首先打开曹洞宗布教之帘的是若生国荣、芳川雄悟二师。二师抵达台南之后,即致力于县内各处斋堂的布教。其结果,很多寺院斋堂同曹洞宗缔结了本末关系。但由于台南县内寺院、斋堂特别的多,因而促成了各宗派在此有了激烈的竞争现象,其情况仅次于台北而已。芳川师首先于台南城内万福庵,创设了曹洞宗立国语学校,甲乙两班的学生有二十余名。此外,每日到大天后宫通学接受国语教授的学生也有数十多名。芳川师除了教育台湾人学习日本语之外,自己本身也认真地学习台湾话,由此可知其布教的精神。58 后来他于30年1月转任于凤山,59 同年12月1日又由此转任于基隆。60 至于若生师,后则转任于新竹。61 继他俩之后来到台南的是陆钺岩,他在30年3月赴任。62 由于他有感于推广教育,必有助于布教,尤其是对台湾人布教,学校教育事业更是不可或缺。因为他认为以台湾人的性情来看,虽一时皈依了曹洞宗,也决不是出自内心真正的皈依,只不过是为了一时的方便而已的缘故63 。为此,他在就任之后,除了照常经营万福庵内的国语学校
55 同上注,页7。
56 同上注。
57 《宗报》第二六七号,页44,明治41年2月1日。
58 《宗报》第八号,页12,明治30年4月15日。
59 《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9。
60 见本文页296。
61 同注59。
62 《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68。《宗报》第二七号,页11,明治31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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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年4月5日还设一校于支局(台南寺),又于4月16日在此支局设立夜间学校。开设初期的学生,合计多达九十多名。64 但过了一年,学生就增加到156人,成为台湾有数的私立学校之一。65 此中,以台湾人为对象的夜间学校的学生人数的成长是值得我们注目的。到了32年,国语学校的学生则增加到236名,毕业生或修业生中,有被诸官厅采用为通译或书记者。又为教授日本人的官民台湾语,而于31年5月开设土语学校,由通达台湾话的冈田原龙、竹岛文伶督导三名台湾人的教员(如陆振芳、叶寿臣、邱锡三)教授之,当时学生有82名之多。除了语言学校之外,也为日本人的妇人设立裁缝学校,教导裁缝、编织、看护等,当时学生也有53名之多。66直到33年9月6日陆钺岩转任曹洞宗大学林总监,归国离台为止,辅助陆师的从僧,先后有30年到任的冈田原龙、大村佛心;67 及31年11月23日赴任的冈田原龙、竹岛文伶、大场道贤;68 及到了32年增加了岛津博岩、井上秀夫诸师。69 以上诸师在台南的布教,除了努力经营上述的学校之外,还于30年6月组织台南妇人教会,会员有267人,每月28日共修。又有31年成立的台南佛教会,会员有182人,每月15日共修。70以每月共修的方式,来培养与会者的信仰心。又为将校已下有志者,于31年6月1日,在台南卫戍医院内成立了碧岩会,共同研读《碧岩集》等禅书及支那哲学。71 又从开教的初期,因有通译王庆的协力,所以能经常拜访当地的城隍庙、岳帝庙、开隆宫、德善堂、观音亭等,为当地人作定期的说法布教。到了32年以后,也都经常在夜间,分别由冈田、大场、岛津、井上诸师到德化堂、广
63 《宗报》第四一号,页10,明治31年9月1日。
64 《宗报》第二七号,页11,明治31年2月1日。
65 《宗报》第四一号,页10,明治31年9月1日。
66 《宗报》第六二号,页16,明治32年7月15日。《宗报》第一○四号,页5,明治34年4月15日。
67 《宗报》第二○号,页15,明治30年10月15日。
68 《宗报》第四九号,页17,明治32年1月1日。
69 《宗报》第六一号,页15,明治32年7月1日。
70 《宗报》第六六号,页10,明治32年9月15日。《宗报》第六二号,页16,明治32年7月15日。
71 《宗报》第六五号,页13,明治32年9月1日。《宗报》第四六号,页12,明治31年11月15日。《宗报》第六二号,页16,明治3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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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院、万福院等末寺共修并说教。72继陆师之后任支局局头的是山口县吉敷郡小郡村正福寺的住持松村道隆,他于33年11月抵达台南。随后,他在支局内成立了育英会,34年4月1日起授课,分有汉学部(日本人二十多名)、英学部(十名)。73 此外,井上秀夫师随陆师游历南清印度之后,34年3月再抵台南,独立兴办台南义塾,集该地巡查宪兵、军人及诸官衙的官吏四十余名,置有汉学、英语、数学、簿记学的科目,并聘请数名讲师,热心地教学。74嘉义方面的布教事业,始于铃木雅吉,之后是铃木雄秀。他们的布教事业,也是不离监狱布教、台湾人布教、内地人说法及土人说教。75 凤山方面,布教师芳川雄悟于30年1月,取得了龙山寺为末寺,76 并于7月30日于派出所内设立土语研究会,并从事于监狱布教、对军人开办禅学讲座。12月1日芳川雄悟转任于基隆,由平岛高董继任。芳川雄悟于32年4月归国,并从台湾携回一尊明代古铜像,9月就转任于北海道。77 金子曹岩师是平岛高董的从僧,二位除了演说说教外,时时为有志者,讲《学道用心集》、《四十二章经》及《谛观录》等,培养日本人的学佛兴趣。又设凤山曹洞语学校,教育台湾人子弟,据说成果比公立学校好。78 平岛师的任期是到 32年3月止,其继任者是佐贺县实聚寺的住持染川齐源师,从僧助员也还是金子师。染川师赴任之后,曾参访过台南县陆师的布教之后,设立了国语学校,以台湾人学龄儿童为对象;又设立夜间学校,集合公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者,教授他们高等的国语作文、算术,傍作佛学演讲;又为各将校官吏于每周三、六午后,在布教所讲《修证义注心经》、《佛祖三经》;还开英汉讲义,教授英文、讲汉籍;也设妇人教会;军队的演说、监狱的教诲、于凤山天后宫、旧城观音亭、打狗天后宫的巡回演说,弘扬佛教等
72 《宗报》第六二号,页12,明治32年7月15日。
73 《宗报》第九一号,页12,明治33年10月1日。第九六号,页16,明治33年12月15日。第一○四号,页5,明治34年4月15日。
74 《宗报》第一四三号,页7,明治35年12月1日。
75 《宗报》第三八号,页14,明治31年7月15日。第五二号,页12,明治32年2月15日。第六五号,页14,明治32年9月1日。
76 《宗报》第一七号,页14,明治30年9月1日。
77 《宗报》第二七号,页10,明治30年12月1日。第五九号,页14,明治32年6月1日。第七○号,页8,明治32年11月15日。
78 《宗报》第六二号,页13,明治3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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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教活动,79 可说是不比台南少。总之曹洞宗在明治33年以前的布教活动,有语言教育(此中包含了日本语、台湾语、英语)、禅学佛学讲座(以日本人,尤其是将校为对象)、巡回通俗布教(对象是台湾人)、组织妇女会、佛教会、兴办诊所医院、军中布教、监狱说法等,可说是符合了总督府的政策。由此也可明白曹洞宗欲取得台湾当地的佛教资源,以继续开拓其在台的势力。但是如此以缔结本末关系的方式,随着时局渐趋安定有了变化,使得曹洞宗的在台布教方针不得不作调整。今根据明治41年的宗议会《宗报》第267号议案第四号教学部长新井石禅师的报告,将相关部份翻译于下︰
非常地想置一言叙述自台湾开教以来至今日的经过,我承认明治二十八年底着手于台湾的开教,而在二十九年、三十年几乎还是混沌的时代,宗门各布教师是非常热心地致力于布教的扩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台湾人既不了解日本政府的方针,又在日本人方面,也不清楚台湾人的性质,彼此事情没作沟通。特别是台湾也有无数的寺院、有庙宇、其中因为主要属于禅宗系统的寺院是占大部分,比较其它宗派,如曹洞宗、临济宗能够较早与台湾人缔结关系,且和台湾寺院结合的缘故。那是说到了今天看来,反而陷于招来不幸的结果。其理由是如众周知,在明治三十年前后,台湾的寺院或是庙中,像完成契约,说是属于曹洞宗末寺的,有一百多所左右的事实,曹洞宗像是一举席卷台湾的表象。可是像台湾人,是寺也好、庙也好,都有其主任,有其责任者,其保护者是固定的,这些人对其祖先的时代以来就附属的寺或是庙,都拥有充分的权利。那些人为了所有的制度一旦变更,台湾归属于日本占领,因为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寺院或庙,会陷于怎样的命运?认为如果这些寺院、庙藉由日本佛教僧侣的手保护的话,就没有问题的缘故。那是为图自己所持有的寺院、庙的安全,暂时附属于曹洞宗的意思。到了台湾的秩序逐渐回复,而日本政府的方针也像是决定了的情形,在总督府方面、专用怀柔政策,而致力于保护当地人的权利,欲以使当地人满足的方针,处理诸般事务的结果,使一时属于曹洞宗的寺院或庙,更希望独立而逼总督府,或向曹洞宗交涉的情形。一方面,总督府对寺院制定了制度,以至于到了不可以擅意地以彼寺作为曹洞宗寺院而收容的地步。总之认为台湾全体的寺院很多是已经与本宗结了末寺因缘,但是一朝而陷于无关系的情景。如此,另一方面,为了有特殊方便的缘故,以其为依赖的事是一种疏忽大意,宁可在无权宜之处,虽是小规模而设定用地建
79 《宗报》第七二号,页13,明治3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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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然后计划布教的独立。80从以上新井石禅师的视察报告,可以知道日本治台初期,台湾本土的寺庙与日本宗教团体缔结了本末关系的动机,是基于国家王朝的更替,在社会混乱中,为求保护自己的寺产,且由于台湾寺院的僧侣来自福建鼓山者,或者赴福建鼓山、怡山、黄檗受戒参学者居多数,是属于禅宗的缘故,自然与曹洞、临济两宗较易结合,尤其是曹洞宗。但实际上其动机,也不是仅限于此,其中也有的是想得到总本山恩赐的金品,81也有的藉日本佛教的保护,图谋私利而惹官司的如开元寺住持宝山常青。82 如此的本末关系,到了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且在总督府为了安抚人心,打出了保护台湾人权益的政策之后,遂告瓦解。日本佛教界欲取得当地佛教资源的美梦也随之惊醒,不得不重新评估、调整作法,尤其是有关于布教的场所,直到今日都是使用当地佛教寺庙的作法。为求布教工作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所以取得土地,建立属于自己宗门的寺院,也就成为重要的指标。可以说,从明治40年代起,曹洞宗进入了在台建寺的时期。如此情势的演变,总本山方面也有认知,为了巩固在台布教的基础,所以决定在台北、台南、台中、新竹各建一所寺院,且在兴建时也多与相当的补助。又决定从这些寺院中,选择台北的寺院作为两本山的台北别院,并由曹洞宗宗务局直接管辖之,特选具有临机应变才能的人当住持,期待专心振兴台湾各地的布教。83
此一时代曹洞宗在台建立的寺院,有如下几所︰
(1)基隆久宝寺︰
位于台北州基隆巿字哨?头一八○,现址︰基隆巿义二路128号基隆巿警察局第二分局,此处是自铃木雄秀以来曹洞宗布教师在基隆活动的场所,法堂落成于41年10月,寺号公称得到认可则是在大正5年10月27日。84
(2)?新竹巿新竹寺︰位在新竹巿南门町二丁目三二九,现址︰新竹巿南门町一五之一?二号,从初代
80 《宗报》第二六七号,页41?42,明治41年2月1日。
81 《宗报》第二八号,页20(录自大阪朝日新闻〈台湾?宗教〉),明治31年2月15日。
82 《宗报》第十五号,页15,明治30年8月1日。《教报》第一号,页21。
83 《宗报》第二六七号,页41。
84 《宗报》第三一二号,页44,明治42年12月15日。《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24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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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立普明起,历经田中石光,至今西大龙的时代,亦即是明治41年起开始兴建本堂,直到第五代松山宏堂的时代才得到寺号公称的许可。85
(3)台中巿台中寺︰
位于台中州台中巿荣町五之五,现址︰台中巿双十路。首任的布教师长田观禅于36年冬,就开始兴建占地五○坪的库里(住众住的地方),37年完工。86本堂占地五十七坪则于42年3月动工,87 时布教主任是隅龙童。88
(4)台南巿台南禅寺︰
位在台南巿台町二之一八二,现址︰台南巿新美街三一六、三一八号,在陆钺岩的时代,就有所谓的台南寺。二者是否是同一个尚不得而知。但台南禅寺于41年购地五百余坪,89 时主任是松村道隆90 正着手企划兴建。
(5)台北别院︰
41年,院主大石坚童等于台北州台北巿东门町六八,现址︰台北巿仁爱路一段二一号,购入四千五百余坪的土地,91 预计在此土地建立两本山的台北分院。该年10月24日,因台湾南北纵贯铁路全线通车,于台中举行开通典礼,92 总督府邀请闲院宫载仁亲王殿下主持,并邀请真宗二派、净土宗、临济宗、曹洞宗、日莲宗的管长,因此因缘曹洞宗管长石川素童即大圆玄致禅师来台。11月4日石川素童为该分院举行破土仪式,并亲植记念树。93 此别院以明治43年5月28 日举行佛像安座大典,主神是坐像释迦牟尼佛,而奉两本山之命,代理管长莅临的山腰天镜师渡台主持大典。时列席者有各宗僧侣、台湾佛教会总代梅山
85 《宗报》第三一二号,页9。《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页240上。
86 《宗报》第二六七号,页44,明治41年2月1日。
87 《宗报》第三一二号,页42。
88 《宗报》第二九○号,页15,明治42年1月15日。
89 《宗报》第二八九号,页27,明治42年1月1日。
90 《宗报》第二九一号,页18,明治42年2月1日。
91 《宗报》第二八九号,页26。《通志稿》作参仟五百余坪土地可能有误。
92 《宗报》第二九二号,页13～14,明治42年2月15日。
93 《台湾大年表》明治41年11月4日。《宗报》第二九三号,页11,明治42年3月1日。《通志稿》云︰兴工之时日本曹洞宗管长,勒特赐大圆玄致禅师亲临台湾举行典礼。此说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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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秀、本岛人僧侣总代、内地人信徒总代荒井泰治、本岛人信徒总代辜显荣等数百名。94 此别院,在大正元年9月17日因台风来袭而大殿倒榻,后再重建之。此外,为接引本岛人信佛,而随顺本岛人的信仰于大正2年起,增建台湾人专用的佛堂观音堂。95 此堂即今日台北东和禅寺。
以上就明治40年代曹洞宗为适应时局,而于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所兴建的寺院作一介绍。如上所述,台北别院是两本山的别院,故具有统辖其它寺院、末寺、布教所、出张所的权力。而史实也告诉我们日后曹洞宗的在台事业也都以别院为中心而展开。特别是在西来庵事件后,台湾劝业共进会(大正5年4月1日起举办四十天期间),在第二会场,有临时成立的「台湾佛教青年会大讲演会」。上台演讲者有︰院主大石坚童的开会致辞。黄玉阶的「精神上之青年」。江善慧的「专治悭吝之症」。沈本圆的「上天梯」。林德林的「惰人与私生儿」。沈德融的「新册子旧历日」。林学周的「为什么要除杂草」。渡边灵淳的「天堂有木耳」。连雅堂的「东洋哲学与佛教」。96以上除了渡边灵淳是日本人之外,其余都是台湾人,其中除了连雅堂之外,不是僧侣就是斋友。由于当时的台湾人听众,似有上千人之多,97 故别院方面,有感于任用台湾人僧侣来教化台湾人的效果不错的缘故,于别院内结合了在台布教师、内地人、本岛人的信徒及关系寺院的住持,成立了「台湾佛教青年会」。其主旨是在于
94 《宗报》第三二五号,页10,明治43年7月1日。《台湾大年表》明治43年5月28日。
95 《宗报》第三八四号,页8,大正元年12月15日。《宗报》第四○八号,页87,大正2年12月15日。《宗报》第四三三号,页51,大正4年1月1日。
96 林德林〈台湾佛教新运动之先驱----《中国佛教史论集》台湾佛教篇,页83,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68年1月初。
97 林学周《台湾宗教沿革志》上篇,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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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互相涵养智德尊仰佛教,重教育?语之精神为基础,而鼓吹世道人心奉?圣虑(第一章总则第三条)」,而其事业,令人注目的是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的规定,今先将其条文列之如下︰
第十三条︰关于宗教上之重要事情务须调查及研究布教上的权巧方便。
第十四条︰应适当之处,分设研究会(学校、讲习所等)或开设临时讲演会。98如前所述,曹洞宗在台布教事业中,曾先后于台北、彰化、台南等创办国语学校,亦有相当的成果。但38年11月29日私立学校规则发布,99 可能因校地、师资设备等的因素,到了不得不废止的情况。100 虽是如此,对在台布教师们来说,兴学布教应是弘法事业不可或缺的事,这从第十四条的内容也可明白。基于如此的认识,佛教青年会遂推动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成立。其设立经费约壹万圆,此中,以黄玉阶为中心的斋友(攻玉会)出资壹仟柒佰元、荒井泰治氏等内地人寄附壹仟柒佰元,台湾关系寺院(应是指月眉山灵泉寺、观音山凌云寺)也出了壹仟柒佰元,101 其余约伍仟元则是由在台布教师向两本山申请补助。这从大正5年的宗议会议案第九号台湾佛教中学林设立费补助金支出之件可以知道。又我们从宗议会上的讨论,了解到其设立的目的,是在于怀柔教育台湾人的僧侣、斋友,进而以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再去感化教育台湾人,所以此学校不是普通日本人的学校。这也是始政20年来,总督府有感于对本岛人的教育并没有发挥多大效果的考虑下,允许曹洞宗台北别院成立台湾佛教中学林的原因。102 在宗议会上历经充分讨论之后,同意别院成立台湾佛教中学林,并补助三千圆(大正7年又追加壹仟)。此中学林,于大正6年4月1日正式创校,是属三年制,第一年度招有25位学生,林长是大石坚童(1868～1934),学监是善慧师、教授则有富田禅宏、讲师有陈金福、林普树、吴传经;103 课程有修身、语学、日本历史、地理、通佛教宗义、曹洞宗的宗乘;校舍则是别院拨
98 同上书,页4。
99 《台湾教育沿革志》页990,台湾教育会编,南天书局1995年12月二刷。
100 《宗报》第四八○号,页94,大正5年12月15日。
101 《宗报》第五○三号,页59,议案三,大正6年12月1日。第四八○号,页95,议案九。
102 《宗报》第四八○号,页95。
103 《宗报》第四八七号,页1,大正6年4月1日。《传道史》页72,作大正4年创校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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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五十坪兴建的。但由于是属教育僧侣斋友的学校,故学生必须住校。不过是台湾人僧侣斋友的关系,在生活上必须有其空间,所以从观音堂住众的地方,辟出空间,建造学生的宿舍。104 当初以如此的阵容出发的台湾佛教中学林,以后每年也都争取到两本山宗务院的经常费补助金。105大正10年1月31日,善慧师升任为林长,时院主伊藤俊道为监督。106 善慧师任内(直至昭和8年12月15日),台湾佛教中学林于大正11年扩建校舍,并改称为私立曹洞宗台湾中学林。107 大正13年,两本山改任水上兴基为院主,学林的监督。108 昭和2年11月任狩野政美为学监、沈德融师为副学监。109 昭和4年11月15日,台湾布教法发布实施,110 院主改称布教管理。6年布教管理改任大野凤洲,随着中学林的监督亦改任大野凤洲。111 昭和8年12月15日善慧师卸任后,由当时的监督岛田弘舟兼任林长。112 到了此时,中学林的经营方针已不得不作调整,因为原本中学林的创立是为教育台湾人的僧侣、斋友,但据统计当时僧侣的人数是三百多位,113虽然是不论学生的宗派属向,但随着岁月招生对象就成了问题的缘故吧!因此到了昭和10年,三年制的中学林升格为五年制,同时改称台北中学,开放原来的宗门教育,进一步希望将来依一般中学校令,升进为中学校。故除了两本山的经费补助金外,学校当局及该校毕业生都努力地募款。时至昭和10年,该校的毕业生有四百多位,多散在台湾各地。有的在地方拥有寺院、布教所,114 如大正14年毕业的
104 《宗报》第四八○号,页92、94。
105 《宗报》第五二八号,页12,宗令第五号,大正7年12月25日,曹洞宗台湾佛教中学林经费补助金支出?件」,大正7年12月15日。
106 《宗报》第五八一号,页2,大正10年3月1日。
107 李添春《台湾佛教史资料》上篇曹洞宗史----《台湾佛教》页12,下。
108 《宗报》第六四九号,页11,大正13年1月1日。
109 《宗报》第七三三号,页16,昭和3年1月1日。
110 《宗报》第七七八号,页1,昭和4年11月15日。
111 《宗报》第八○五号,页18,昭和6年1月1日。
112 《宗报》第八七六号,页1,昭和8年12月15日。《南瀛佛教》十二之一,页54,昭和9年1月1日。
113 《宗报》第四八○号,页92。
114 《台湾佛化》创刊号,江木生〈佛教各宗?台湾传来?变迁及现势〉。根源生〈台湾佛教?教育----并??中学林存在?意义----〉(《南瀛佛教》十一?十二,昭和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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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林,在台中州创立台中佛教会馆及图书馆。115 而如他在〈台湾佛教改革前提(三)〉一文中云︰自中学林创立后,岛内佛教渐见有向上的形势,卒业生派遣于各地开教或住职,一部分使之内地留学。由是佛教新人物续出如雨后笋(《南瀛佛教》11之9,页8)
又在他引《台湾?于??神社及宗教》页7中云︰至近来,(佛教徒)渐醒之,或开讲习会,或建设私立学校,或使青年僧侣往内地或支那去留学者,依之,其(僧侣)社会的地位亦渐次向上矣(同上)。由此可知中学林培育台湾僧侣人材,似是有了一些成果。
不过此时的台湾佛教界,也面临了国家行政措施的调整,随之而来的宗教也要整理的考验,加上日本式佛教移植台湾,逐渐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改革台湾佛教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在如此的时代风潮之下,台湾人僧侣如何对应?如此的课题留待后述。在此先来看曹洞宗两大本山,在此时局中,作了怎样的应变?对此曹洞宗从昭和4年4月1日起即就明治30年公布实施的「台湾岛布教规程」,作一全面的检讨,历经半年的讨论,终在11月15日发布实施,此即依宗法第九号议决的「台湾布教法」116 其内容,译之如下︰
第一条︰宗务院在台湾枢要之地,设置本宗寺院及布教所企划布教的扩大。
第二条︰宗务院于台湾置布教管理一名,布教师布教师补若干名。
第三条︰布教管理驻在两本山台湾别院,承宗务院之命,宣扬教义及监督台湾开教并布教事务。布教管理兼摄两本山台湾别院的院务。
第四条︰布教管理为教线扩张,尽可能每年选定二处以上的开教适地,派遣布教师使从事开教。
第五条︰布教管理招徕教育台湾在来的僧侣,使其所管理的寺院,与本宗的关系密切连系。第六条︰宗务院依曹洞宗特别寺院法第七条,将台湾总督府各支厅所在地、其它枢要土地的寺院作两本山直末寺院。其寺院位置以宗令告示之。
─────────
115 《宗报》第六八七号,页47,大正15年2月1日。
116 《宗报》第七六三号,页36,昭和4年4月1日。
第七六五号,页119,5月1日。第七七八号,页1,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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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两本山直末寺院的住持是管长特选之。
第八条︰两本山直末寺院的住持,不碍作其它寺院住持。
第九条︰依曹洞宗特别寺院法第八条,视两本山直末以外的寺院为一般寺院。
第十条︰前条寺院住持的任免,是适用曹洞宗寺院住持任免法。
第十一条︰对驻在于新着手的土地,从事开教的布教师,宗务院应其难易,开始的第一年,从台湾开教费中,补给若干的衣资。
第十二条︰以新寺创建的目的,设置布教所。又创立新寺时限一次,从台湾开教费中给付若干补助金。
第十三条︰在创立的新寺中关于法地免牍的给付,免除其义财。
第十四条︰在创立的新寺及布教所,从得到寺号公称又设立认可年开始,满十年,免除宗费的赋课。但系宗门整体的寄附金及庆吊费,对两本山特别的纳金及地方费是不在此限。
第十五条︰在设立认可后满十年的寺院及布教所,准据曹洞宗寺院阶级查定法,定阶级,赋课宗费。
第十六条︰新寺创立者而住持于该当寺院时,免除教师检定及关于住持的义财。
第十七条︰新寺创立者未转衣而申请转衣时,免除其义财。
第十八条︰宗务院宜特派临时布教师,令巡回各寺院及布教所。
第十九条︰僧侣及檀信徒而关于开教及布教有特殊功劳者,施行相当的赏典。
第二十条︰无正当的理由而有阻碍寺院及布教所的创设,又妨害布教者,依曹洞宗惩戒法处分之。
第二十一条︰需要本法施行细则,于宗务院别定之。117此布教法自实施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终止,而由上述的规则看来,可以知道此一时代曹洞宗在台湾的最高指导者,是为布教管理。他管理台湾别院的院务外,尚需监督曹洞宗在台宣教及开拓宗务的事业。为达到此目的,除了与本土寺院加强连系外,鼓励创建新的寺院及布教所,并给与一些补助奖励的措施,如台中佛教会馆附属图书馆、台湾高雄布教所(移转新筑)、台南寺(移转新筑)、基隆灵泉寺等,都是接受过补助的寺院。118 借着奖励补助及恩赏惩戒,加深别院及直末寺院、布教所的关系,当然也可以说是巩固别院的管理权,尤其是对住持的任免权。直至昭和10年曹洞宗在台湾拥有宗门的寺院十二、布教所二十四、檀家信徒有四万三千余
117 《宗报》第七七八号,页1～2,昭和4年11月15日。
118 《宗报》第七六三号,页14;七六五号,页127;七八五
号,页14;八○六号,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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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联络寺庙有五十余所。119 此中宗门的寺院,应是指︰
基隆巿久宝寺
台北别院
新竹巿新竹寺
台中巿台中寺
台南巿台南寺
高雄巿南禅寺(高雄巿凑町三之一)
高雄州屏东街护国院
嘉义郡阿里山寺
台中州员林街员林寺
基隆巿灵泉寺
大湖郡大湖庄法云寺
中坜郡中坜街圆光寺
高雄巿外左营庄兴隆寺120
以上等诸寺吧!至于联络寺庙者,是指旧惯寺院,也就是在来佛教的寺庙、斋堂。121 在前揭江木生氏文中,提及曹洞宗在昭和10年时拥有50余所的联络寺庙,但杨天送氏文〈台湾佛教事情概说〉一文中,却谈及曹洞宗获有一百二十余所、临济宗有一百七十余所的联络寺庙。如此联络寺庙的数目说,差距甚大,原因为何?尚待日后的研究,在此想先就此做个暂时的结论。
结论
以上就曹洞宗在台布教事业来作叙述,以此作为了解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台活动的线索之一。我们知道大正年间,因西来庵事件的发生,台湾劝业共进会的举办,台湾佛教界呈现了一个新气象,它促使了台湾佛教中学林及南瀛佛教会的成立。前者成为培育台湾现代佛教人材的摇篮,所造就的人材有林德林、沈德融、李世杰及李添春等,而后者由于本部设于总督府内务局社寺课,课长为该会的当然会长的缘故,看起来该会的官方性质浓厚,又定期举办演讲会、讲习会、按时发行杂志,故不失上令下达的效果,这从昭和10年以后,逐渐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与佛教互动的情形,就可以窥知,这也是日后笔者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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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前揭江木生氏文。
120 《宗报》第八五三号,页26,昭和8年1月1日。
121 杨天送〈台湾佛教事情概说〉(《台湾佛化》一之三,五月号,昭和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