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佛教与法律

　　第四课 佛教与法律
　　法谚云：「有社会，斯有法律。」法律是伴随社会的需要而产生，是人类用以规范行为的共同准则。在原始时代的社会中，并无法律的特别规范存在，端赖一种共遵的习惯来规范社会，包括宗教、道德、礼仪等。早在二千六百多年前，佛陀成立僧团，制定戒律，不但使佛教正法得以久住世间，时至今日，佛教戒律对安定社会所发挥的功能，比之于法律，可谓有同等的功能。
　　佛教戒律的制定，旨在维持僧团的清净和乐，是僧团的生活规范，其与世间的法律相比，有若干异同之处，例如：犯了刑法上的非告诉乃论，如杀人、伤害、偷盗、侵占、强暴、妨害家庭、造谣、诈欺、醉酒、贪污、贩毒等，也是触犯五戒的行为。法律的三读立法、三审定谳、判决确定，正如佛门的三番羯磨。在法律上，犯罪行为人只要有悔意，即可酌情予以减刑；佛门认为罪业透过诚心发露忏悔，便可以获得清净，更符合更生保护法。在法律上，犯意不一定有罪，犯刑才会有罪；在佛门则只要有了犯意，就属于犯戒，所以论刑更为彻底。
　　世间法律强调罪刑法定主义，只规范人们外在的行为，因此对于心意犯罪的矫治和犯罪的根治，不生效用；佛教则强调心为罪源，重视身口意三业的清净，从心源导正偏差行为。
　　此外，佛门的戒律很注重人性，而且因果之前，不会有疏漏或侥幸；世间的法律则难免有不公正、冤狱，或顶罪等疏漏。所以孙中山先生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佛法可以补法律之不足。」又说：「法律防患于已然，佛法防患于未然。」
　　再者，世间的法律，随顺时代和需要，时有增订、废除，种类繁复；佛教的戒律，则不外止持、作持二门，简约又统摄善恶二法，含盖声闻戒与菩萨的三聚净戒，不仅消极地防非止恶，更积极地奉行众善，这种自发性的清净受持，正是戒法的根本精神。
　　总之，戒律作为僧团的法律制度，首重规范心意的起心动念，以治心为要，与世间法律从组织规范、行为规范、犯罪治裁等来约束人们的生活，在结构上虽有共通之处，但是法律仲裁偏向治标，远不如佛法能够治本的究竟。甚至佛法的许多特质，正可以补法律的不足。佛教戒律与现代法令的关系，可以从下列数点做进一步的认识：
　　一、五戒与刑法：五戒可以说是世间刑法的总摄，以目前在监狱服刑的受刑人而言，大都是触犯五戒；在僧团中，犯了杀、盗、淫、妄四重戒其中任何一条，则如同死刑，无法再共住于僧团。
　　二、清规与民法：「民法」指的是规范人民私人生活关系的法律，佛教律法中也有「共住规约」，作为生活的规范。
　　三、偷兰遮与未遂：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未遂犯之处罚得按既遂犯之刑减轻之。」这是刑法赋予法官减免刑责的自由裁量权。这项政策，旨在鼓励犯罪行为人能即时回头，切莫一错再错。佛教也有这样的慈悲方便，如道宣律师《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云：「偷兰遮，罪通正从，体兼轻重，律列七聚，六聚并含偷兰。」主要是针对触犯将构成四波罗夷重罪而未遂的诸罪所说，期能透过量刑的减轻，发露忏悔，还得身心清净。两者的立意是相同的。
　　四、心意与犯意：刑法对犯罪的构成要件，以犯罪行为人行为当时的故意、过失来作为量刑的判断标准；佛教也是非常重视心意犯罪的轻重，故每一条戒相之中皆有开、遮、持、犯的分别，犯同一条戒，因动机、方法、结果等的不同，导致犯罪的轻重与忏悔的方式也不同。
　　五、发露与自首：僧团每半月举行的「布萨」，类似刑法中的自首；每年夏安居圆满日的「自恣」，类似检察官检发犯罪。
　　六、羯磨法与诉讼法：国家法律的公信力，靠公权力来维护，当个人权益或国家、社会权益受到侵害时，可透过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的程序来伸张正义。佛教为维护僧团的清净，也有一套简单又公正的诉讼法，就是羯磨法的僧事僧决。
　　七、佛性与平等：世间以法律来保障人的平等自由，而佛教讲「众生皆有佛性」，这种真正的平等并非透过制约而来，自然比世间法更彻底。
　　八、业力与证据：世间的法律，事事讲究证据，有理无证据还是不免被冤枉，但是佛教在业报的定义之下，大家受报的机会均等，绝无特殊。
　　九、佛法与国法：刑法中，对于藏匿犯人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佛教虽然讲慈悲，却不包庇犯罪者，因此，假使犯了国法，在没有宣判无罪前，僧团不可以接受他出家。这是佛陀对国法的尊重，因为出家是出三界之家，并未出国法之家，仍然受到国法的规范。
　　佛法与世法有时不免内容相差，有些行为从世俗法上看是恶事，可是从佛法上推敲却是善事，譬如杀生本来是犯罪的，但是为了救生而杀生，以杀生为救生，是菩萨的慈悲方便权智。世法毕竟是人所制定的刻板条文，未必能切合实际的需要，适时维护人民的权利；而佛法的真理却是恒常不变，依之而行，能真正的导正人心，利益社会大众。甚至，有人主张「乱世用重典」，法律的制裁虽能恫吓于一时，却不能杜绝犯罪于永远；唯有持守佛教的戒律，体现慈心不犯、以法摄众、以律自制、因果不爽、忏悔清净等教义，才能确实改善社会风气，实现人间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