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宗的兴起及其在吴越地区的传播

五代十国时期,东南地区文化繁荣,佛教的发达尤其引人瞩目,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件是法眼宗的兴起和发展,成为当时禅宗的主流。
自从唐朝中期南禅产生以来,江西、湖南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禅宗传播的中心地区,唐末五代以后其重心开始东移到福建、两浙一带。当时禅宗内部发生分化,产生了很多宗派,主要是沩仰、曹洞、临济、云门和法眼,被后人称为禅宗五家。据法眼宗创始人清凉文益的《宗门十规论》,其时在南方传播的还有德山、雪峰等派别。开始时沩仰、曹洞二宗风行湘赣,最为兴盛;临济宗则在河北藩镇的保护下在北方发展。进入五代以后,雪峰派在闽王王审知的保护下在福建发展起来,云门、法眼二宗也次第产生。法眼宗主要在福建、两浙和江南一带传播,跨越闽、吴越和南唐三个割据地区,发展势头强劲,成为禅宗主流。云门在岭南得到南汉政权的支持,但声势之盛,远远不及法眼宗。
禅宗的传播中心在从西向东转移过程中,福建是最初的落脚点。唐朝末年,福建出现很多高僧大德,其中有两位特别值得一提,他们是雪峰义存和玄沙师备。义存是雪峰派开创之祖,师备是义存五大弟子之首,后来被尊为法眼宗的始祖,法眼宗也因此被称为“玄沙正宗”。
义存、师备虽然名为师徒,实际上两人的关系并不像师徒那样简单。在开始参禅悟道时,两人是“法门昆仲”,后来一起招徒传道,彼此又成为同事。师备对佛法的感悟也不像一般的禅宗僧人那样走了一条向老师参禅,得老师印可的道路,他之所以能够人道,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阅读《楞严经》开始,发明心地\自学成才的。由于《楞严经》中有不少大佛顶陀罗尼和其它密教的内容,因此师备的学说具有浓厚的密学色彩,在思想上与义存迥然不同。事实上,师备确实也经常与义存互相诘难,并且是当仁不让的。有一次,义存上堂,说: “要会此事,犹如古镜当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师备反问:“忽遇明镜来时如何?”义存说: “胡汉俱隐。”师备道: “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脚跟点地是前后际断、彻见本来面目的意思,师备说义存“脚跟犹未点地”,实际上是责备他尚未契悟人道。
义存、师备之间的思想分歧在他们招收弟子时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地藏桂琛始登义存之门,兢兢业业,参讯勤恪,仍一无所得,后来一见师备,则“一言启发,廓而无惑”。长庆慧棱从浙江来到福建,往来于义存、师备两大宗师之间,二十年间坐破了七个蒲团,无所收获,一日忽然大悟,打颂道: “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天下。有人间我解何宗,拈起拂子辟口打。”得到了义存的印可,但一直没有获得师备的首肯。
义存、师备之间的这种分歧对法眼宗的产生和传播有着重要影响。由于义存为人宽厚,又非常欣赏师备,常亲切地称他为“备头陀”,加上师备本人也极受闽王王审知的尊重,两人相处非常融洽。尽管在学术上异见纷呈,师备一直把义存当作他的老师,并依附在义存门下聚徒说法,没有建立独立于雪峰之外的派别。义存、师备和王审知去世之后,两人之间的学术矛盾开始在他们弟子身上凸现,并发现成为佛教宗派的斗争。雪峰派的衣钵由义存五大弟子之一的鼓山神晏继承,他被王审知的后继者尊为国师,成为东南地区的佛教领袖,声名显赫,势倾一时。师备的继承人是他的首席弟子慧球。师备临死之前,王审知分别向师备本人和当时声望日著的神晏征询谁能成为他的继承人。神晏向他开列了一张包括十二个人的名单,但王审知最后还是按照师备的意愿选择了慧球。可惜慧球在学术上无所建树,且早早离开了人世,后来在思想上继承师备衣钵的实际上是地藏桂琛。桂琛后来遭到了雪峰派嫡系传人的排斥和打击。神晏强迫他放弃师备的学说,归嗣雪峰。桂琛断然加以拒绝,继续向人传播师备那种带有密教色彩禅宗学说。但政治上的压迫接连不断,他被迫离开福州。他和他门下的传教活动也受到极大限制,《景德传灯录》记载他有七个弟子,但他们中没有一人能在福建立足。
在五代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南方各个割据政权中,杨行密建立的吴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为了对抗吴国的扩张活动,与他接壤的一些小国如闽、楚、吴越等在政治上结成联盟。闽国西邻江西,南邻南汉,北边则是吴越国。自从江西落入他的死敌杨行密之手,雪峰派要向西发展困难重重。闽国与南汉的关系也不融洽,而且南汉的佛教地盘已被文偃和他创立的云门宗占据。文偃开始时也是义存的弟子,但自从他南下单独建立宗派后,与雪峰弟子便产生了隔阂,雪峰的嫡系门人甚至不再承认他是自己的同派。因此,雪峰派要向南发展同样面临着很大的阻力。而吴越国的情况要比这好得多。吴越与闽国是政治上的盟友,吴越国的创始人钱缪与王审知还是儿女亲家,彼此关系密切,僧人可在两国境内自由往来。更为重要的是,在吴越境内没有能与雪峰派抗衡的强大的宗派势力。唐末以来曾有一些沩仰宗或曹洞宗的僧人如洪厘.、文喜、全付、佛日等在两浙地区活动,并受到了吴越国王的礼遇,但他们势孤力单,无法与雪峰派抗衡。义存门下便趁虚北上,雪峰派在吴越境内蓬勃发展起来。可以说,吴越国禅宗的兴盛是从雪峰派的传人开始的。
由于雪峰派占据了两浙、福建的地盘,在政治上备受打击的玄沙门人被迫到他们的敌国吴(南唐)去寻求生存空间。在这方面成就卓著的是桂琛的弟子、法眼宗的创立者清凉文益。文益是杭州余杭人,俗姓鲁氏,七岁就落发出家,开始时在越州开元寺跟希觉律师学习律宗,后来来到福建,在义存嫡传弟子长庆慧棱门下参禅。由于文益为人聪明,在慧棱法会中时有出色的表现,极受慧棱欣赏。后来他约人外出游方,不幸遇上暴雨,行程被阻,只好暂时在地藏院寄住。在那里他遇见了桂琛。这次邂逅改变了他的一生。那时文益在佛教界已有一定声望,桂琛也知道他在慧棱门下的出色表现,因此对他刻意接引、细心引导。文益顿时感悟到佛法的真谛,从此投在桂琛门下,打消了西出游学的念头。对于他这次改换门庭的行动,僧史赞他“疑山顿摧,正路斯得”, “变途回轨,确乎不拔”。而文益顿悟的关键是由于他认识到了“玄沙与雪峰血脉殊异”。由此可见,由师备传桂琛,由桂琛传文益,直至法眼宗的创立,义存与师备两种思想的矛盾和斗争始终贯穿其中。文益从慧棱之门改投桂琛之门实际上反映了雪峰、玄沙二派为争夺佛教势力范围而争夺人才的实质。
文益后来到江西临川传播他的学说。江西曾经是禅宗传播的中心,但到唐朝末年,先是黄巢起义大军横扫境内,后来又成为杨行密向南扩张的主战场,佛教的发展备受摧残,僧侣纷纷流迁他方,当时盛行福建、两浙境内的雪峰派学说罕有传人,江西成为佛教的真空地带。文益借着这个机会来到江西,以临川为根据地,招收徒众,弘扬法眼学说,一时声势极盛,门下前来参禅的僧徒常有数千。他的很多重要弟子如天台德韶、报恩慧明、永明道潜等都是在临川得到印可的。法眼宗能在江西顺利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唐政府的支持。文益后来被南唐皇帝李璟请到金陵,法眼宗从此在南唐站稳了脚跟,史称“玄沙正宗,中兴于江表”。
随着法眼宗势力的扩展,它与雪峰派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文益门下的不少弟子实际上是从雪峰派那里“挖”过来的。如慧棱门下的子方从福建赶到临川与文益进行辩论,最后却被文益折服,转投法眼门下。又如报恩慧明,在得到文益印可之前曾在福建、两浙地区参禅。就当文益在临川聚.徒讲法的时候,雪峰派在福建逐步走向衰落,这可能与闽国长期内乱以及惠宗王鏻迷信道教有关。后来李璟趁着闽国内乱,出兵攻打福建,闽国灭亡,其领土被南唐和吴越两国瓜分。雪峰派大概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了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神晏的弟子清护曾被召至金陵,但在那里似乎并不得志,不久就回到建州。这样,雪峰派的重心慢慢地从福建转移到了吴越国。
与此同时,法眼宗的势力也不断向两浙地区渗透。进入五代中期以后,吴(南唐)与吴越在政治上虽仍继续对峙,但是吴国的实权人物徐温在几次南侵遭到失败以后,开始调整其外交策略,彼此紧张局面开始缓和,睦邻友好关系开始发展起来,这使佛教僧侣在两国之间的自由活动成为可能。事实上,文益本人便是浙江人,他的弟子中来自两浙的人数之多仅次于采自南唐。特别重要的是,文益的嗣法弟子德韶后来成为吴越国师,这使得法眼宗的中心到五代后期从南唐转移到吴越。而在南唐,虽然后主李煜崇信佛教。但由于文官政治发展,儒家力量抬头,臣僚中传出反佛呼声,法眼宗迅猛的发展势头得到了扼阻。
这样,法眼、雪峰两宗派汇聚吴越,义存、师备两种思想的斗争便在吴越拉开了帷幕。法眼宗在这场较量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取胜的两个主要功臣是德韶和慧明。德韶的作用主要是政治上的,慧明的作用主要是学术上的。
德韶,处州龙泉人,俗姓陈氏,十七岁出家。他在临川时,文益就向他预言: “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回到浙江后,他在天台山聚徒弘道。其时正值吴越王子钱做担任处州刺史,对佛教非常迷恋,常向德韶请教问益。德韶趁机对他说:“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后汉乾祜元年(981)吴越国发生内乱,钱做出人意料地被迎立为国王,德韶被封为国师,文益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这样,在国家的保护和支持下,法眼宗迅速发展起来,仅德韶一人在天台就拥有数十处道场,规模之盛大,可想而知。
法眼宗在吴越传播的另一个功臣是报恩慧明。慧明俗姓蒋氏,也是文益的高足。他在临川契悟佛法,回到浙江后对吴越国境内雪峰派盛行而“玄沙正宗”被置之门外的情况非常不满,经常与其他宗派的禅师进行辩论,获得很高的声望。钱俶上台以后,把慧明从明州请到杭州,由政府出面组织了一次禅宗大辩论。由于钱做的支持,慧明在这次辩论中大获全胜,从此法眼宗一统吴越。
到德韶弟子永明延寿时,法眼宗进一步发展。延寿是法眼思想的集大成者。当然,从师备到延寿,法眼宗在其发展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吸取着佛教其他宗派的思想,文益便对禅宗内部各派思想进行整合,延寿在其著作中更是大量融合了禅宗以外其他佛教宗派的思想。这种调和的做法使法眼宗日益丧失个性,加上五代后期吴越与南唐边境重燃战火,法眼宗的传承越来越局促于吴越一隅,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入宋之后便慢慢衰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