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与兴奋剂的斗争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但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历史可要长得多。顾拜旦创立奥运会时,曾以职业体育纯属商业活动与奥运精神格格不入为由不允许职业运动员进入奥运赛场。时至今日,奥运赛场早已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天下。将体育作为职业,冠军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下,服用兴奋剂的本质就是为了赢而不择手段。在追求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大背景下,兴奋剂俨然已经成为竞技体育的最大毒瘤。
俄罗斯奥运代表团被以英美为主导的反兴奋剂机构和媒体盯上,也是继1954年后美俄两个大国在冷战期间又一次在体育层面的兴奋剂较量。62年前在越南举办的一次举重比赛。一位苏联生理学家醉酒后向美国运动医学专家约翰-齐格勒透露了秘密,他们给运动员使用睾酮。
由于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各个领域都在展开针锋相对的竞争,其中就包括竞技体育,结果就是齐格勒回国后立即也给自己的选手服用了小剂量的睾酮,自然获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齐格勒之后研制了一种名为“大力补”—比睾酮副作用更小的兴奋剂。可以说当体育不仅与个人荣誉,而且和国家利益乃至意识形态挂钩,兴奋剂的发展速度和应用将是超乎想象的。
实际上,在奥运会历史上几次较为轰动的兴奋剂事件都是与美洲选手有关的,1988年的加拿大短跑名将本-约翰逊(此次提供麦克拉伦报告的理查德-麦克拉伦正是加拿大法学教授),美国女子短跑名将琼斯,当然还有人生颇有传奇色彩的阿姆斯特朗。
令人感到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自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开始实施兴奋剂检查以来,只有一届奥运会没有被查出有选手使用服用兴奋剂,那就是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联手抵制的那届赛事。不过一位澳大利亚有关人士在1989年的调查报告中这样写到:我所知道的一位莫斯科奥运会奖牌获得者,他不是服用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兴奋剂,而是把几种混在一起用。莫斯科奥运会被称作“化学家的运动会”更贴切。
此次俄罗斯代表团险些无法前往里约的事件源自于2014年德国ARD电视台制造的一期纪录片,这一纪录片揭露了俄罗斯田径界大规模使用兴奋剂提高成绩。此片播出后,IOC、国际反兴奋剂机构(WADA)以及国际田联(ITTF)随即展开深入调查,“雪球”越滚越大,最终波及包括夏季和冬季项目在内的整个俄罗斯体育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最早被发现大规模服用禁药的国家就是前东德,他们曾在上世纪推广过一个“Staatsplanthema 14.25”计划,也就是一项兴奋剂计划,国家每年投入超过500万马克用于新型兴奋剂的研发。结果在带来惊人的奥运奖牌之后,许多并不知情就被服药的运动员的身体也饱受摧残,可以说在举国体制下服用禁药的影响力和破坏力要更加恐怖。
回归本次事件,当国际奥委会接到世界反兴奋剂协会的“独立报告”后,IOC主席巴赫在接受采访时虽然态度坚决,但言语中又有所保留。“这份公布的报告对奥运和运动将会是一场空前震撼的袭击。因此,国际奥委会将毫不犹豫对相关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最严厉的处罚。”由于媒体不断施压,世界反兴奋剂协会主席克雷格-里迪近日都不得不承认该机构在2013年收到“投诉信”后本可以做得更多。甚至英国的《每日邮报》更是早于IOC提前宣布:根据可靠消息来源,俄罗斯代表团将被全面禁止参加里约奥运会。显然在巨大压力下,这个信息来源最终证实并不可靠。
因为反对将俄罗斯奥运代表团排除在里约奥运会之外的声音也不少,其中代表就是一众体育单项组织,譬如欧洲柔道联合会、国际体操联合会等。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格兰迪就说:运动员参与奥运会的权利不能被剽窃,“全面禁赛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公正的”。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创始人委员会前成员俄罗斯人费季索夫就直言:若真相得不到证实,这种历史性的决定就很难作出,国际奥委会清楚这个问题的责任。当然,俄罗斯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要禁止整个俄罗斯代表团参赛,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需要更充分的理由,因为这是具有历史性的决定!
也正因此如此,国际奥委会在通告中特别提到:IOC不会对俄罗斯奥运代表团实施全面禁赛令,是否禁赛将交给每个大项的国际管理主体决定。有网友对此做出通俗的解读:这锅我们IOC不背,单项管理机构谁愿背谁背。既然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能把皮球踢给我们,我们也照样可以把球踢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