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从毒蛇到老鼠，从巴西龟到鳄鱼，只要能买到的，都被当成了放生的对象，这种任性放生的结果，至少造成了三个方面的损害：一是被放生生物的损害，放生即“放死”，一部分生物因为种种原因不适应放生地的环境而死亡，“爱之则害之”，同时，放生导致了捕获、贩卖、购买、放生野生动物，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加剧了野生动物的生存困境。二是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盲目放生导致外来物种的入侵，使得脆弱的生物链条被打破，一些本地物种因此而濒临灭绝。三是对放生地的生活秩序与环境构成的损害，如个案被放生的动物，“祸害”村民，构成权益侵害。
放生是由来已久的习俗，契合了人们行善积德、消灾祈福的心理，通过放生获得内心平安的心理暗示。然而，放生只着眼于行为本身，而忽视了行为对动物本身和周边环境的危害，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善德。况且，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都有基本客观规律，如让野生动物回归自然是严谨科学的事，而鼓励人们积德行善，需要的是正确的社会观念，体现责任与担当，如与人为善，诚实守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扶危济困回馈社会等等，而不是单纯靠放生之类的仪式感来满足内心祈福的愿望。任性放生首先是观念的误区。
与此同时，任性放生还存在法律约束的盲区，这也是各类放生闹剧屡屡上演的根本原因。比如，放生上千只各种动物，村民家中损失，甚至给正常的公民生活落下心理阴影，要不要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大面积投放有害生物，危及的并非一家一户的具体利益，而对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潜在威胁，明目张胆危害公共安全，刑法能轻易为之网开一面？其实，《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引进野生动物进行驯养繁殖的，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其逃至野外；需要将其放生于野外的，须严格履行报批手续。驯养尚且如此，何况是放生呢？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任性放生明显违背了这些规定，那又怎样？无非批评教育了事，违法的成本太低，各种盲目任性的放生自然难以禁绝。
对于任性放生，固然需要加强社会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人们树立理性，真正懂得积德行善的内涵，远离叶公好龙的仪式感，少一些盲目放生的乱象。同时，更需要的是消除其法律约束的盲区，完善立法，对放生戕害公私利益的行为严罚重处，乃至苛以民事、刑事责任，而是止于道德谴责，隔靴搔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