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都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香文化也从皇宫内院、文人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出现了《洪氏香谱》等一批关于香的专著，步入了中国香文化的鼎盛时期。
宋代的航海技术发达，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比唐代更为繁荣。巨大的商船把南亚和欧洲的乳香、龙脑、沉香、苏合香等多种香料运抵泉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再转往内地，同时将麝香等中国盛产的香料运往南亚和欧洲。（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中国的物品中，香料占有很大的比重，常被称为“香料之路”。）
宋朝政府还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类似于现在的海关），专门负责管理进出口贸易。当时市舶司对香料贸易征收的税收甚至成为国家的一大笔财政收入。宋朝政府甚至还规定乳香等香料由政府专卖，民间不得私自交易。足见当时香料贸易的繁盛与香料用量之大。
宋代之后，不仅佛家、道家、儒家都提倡用香，而且香更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在居室厅堂里有熏香，各式宴会庆典场和也要焚香助兴，而且还有专人负责焚香的事务；不仅有熏烧的香，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可以挂佩，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等物品时也会调入香料；集市上有专门供香的店铺，人们不仅可以买香，还可以请人上门作香；富贵之家的妇人出行，常有丫鬟持香薰球陪伴左右；文人雅士不仅用香，还亲手制香，并呼朋唤友，鉴赏品评……
从宋代的史书到明清小说的描述都可看到，宋之后的香与人们生活的关系已十分密切。
这一时期，合香的配方种类不断增加，制作工艺更加精良，而且在香品造型上也更加丰富多彩。除了香饼、香丸、线香等，还已广泛使用“印香”（也称“篆香”，用模具把调配好的香粉压成回环往复的图案或文字），既便于用香，又增添了很多情趣。在很多地方，印香还被用作计时的工具。
与“焚”香不同的“隔火熏香”的方法也较为流行：不直接点燃香品，而是先点燃一块木炭（或合制的炭团），把它大半埋入香灰中，再在炭上隔上一层传热的薄片（如云母片），最后在薄片上面放上香品（单一的香料或调制的香丸），如此慢慢“熏”烤，既可消除烟气，又能使香味散发更加舒缓。
到明朝时，线香已有广泛使用，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制作技术。
各类典籍都有很多关于香的记载，周嘉胄所撰《香乘》尤为丰富。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有很多关于薰香与香料的内容，例如：香附子，“煎汤浴风疹，可治风寒风湿”；“乳香、安息香、樟木并烧烟薰之，可治卒厥”；“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皂荚等并烧之可辟瘟疫”。
《本草纲目》还记载了制作线香的技术（挤压成条）：用白芷、甘松、独活、丁香、藿香、角茴香、大黄、黄芩、柏木等为香末，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可以做香“成条如线”。
香具方面，宋代最值得关注的自然是瓷器。宋代烧瓷技术高超，瓷窑遍及各地，瓷香具（主要是香炉）的产量甚大。在造型上或是模仿已有的铜器，或是另有创新。由于瓷炉比铜炉价格底，所以很适宜民间使用。宋代最著名的官、哥、定、汝、柴五大官窑都制作过大量的香炉。瓷炉虽然不能象铜炉那样精雕细琢，但宋代瓷炉却自成朴实简洁的风格，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在元明清时期，开始流行香炉、香盒、香瓶、烛台等搭配在一起的组合香具。
到明朝宣德年间，宣宗皇帝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另加入国库的大量金银珠宝一并精工冶炼，制造了一批盖世绝伦的铜制香炉，这就是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宣德炉”所具有的种种奇美特质，即使以现在的冶炼技术也难以复现。
对宋元明清的文人来说，香已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从苏轼出神入化的咏叹，到《红楼梦》丰富细致的描述，这一时期文艺作品对香的描写可谓俯仰皆是。
而且从苏轼、曾巩、黄庭坚、陈去非、邵康节、朱熹、丁渭等人写香的诗文中可以看出，香不仅渗入了文人的生活，而且已有相当高的品位。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香也不单单是芳香之物，而已成为怡情的，审美的，启迪性灵的妙物。如苏轼的《和鲁直韵》、朱熹的《香界》：
《和鲁直二首》
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
不是闻思所及，且令鼻观先参。
万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斓斑；
一炷烟消火冷，半生身老心闲。
《香界》
幽兴年来莫与同，滋兰聊欲泛光风；
真成佛国香云界，不数淮山桂树丛。
花气无边熏欲醉，灵芬一点静还通；
何须楚客纫秋佩，坐卧经行向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