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北京通州漷县镇靛庄，有一处掩映在村落间的宽敞大院。当年熊松涛的爷爷在晚清宫里造办处当学童，学习珐琅工艺。清王朝倾覆后，造办处随之解散，珐琅工艺也流散在民间。之后，熊家三代人一直生活在这个大院。虽然其貌不扬，但几十年来，这里见证了珐琅这门手艺的坎坷沉浮。
珐琅制作源于西方，元代时从阿拉伯半岛陆路传至中国，时称“大食窑”器。由于色泽精美、华丽，这一舶来之物迅即在贵族人群中广为流行。工匠们也在“大食窑”制作技艺的基础上，结合了传统工艺，制作出了崭新的金属掐丝珐琅，这种工艺颇得明景泰帝的青睐，于是得名“景泰蓝”。景泰帝之后，珐琅工艺在清乾隆时期又一次达到了顶峰。
自民国开始，珐琅制作工艺急转直下，晚清以前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的景泰蓝已经难以复制。建国后，珐琅制作摒弃了雍容华贵，制品也多看重实用性。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创外汇，将大量工艺粗糙的珐琅制品出口到东南亚等国，此时的珐琅制品难言工艺价值，精品依旧在晚清以前。然而，大量晚清前的珍贵珐琅器在“文革”时损失严重，难寻芳踪。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如今在拍卖市场上已价格不菲，有些甚至拍出了过亿身价。
珐琅器：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
熊松涛小时候经常见到父亲和朋友们一同制作珐琅，有时为制作一个天球瓶，工匠师傅要在作坊里不间断地雕琢两三个月。那时已经有人下单定制高档珐琅制品，但由于工序复杂，订单很多都排到一年之后。那时在他印象里，珐琅器十分受人喜爱，而且制作珐琅器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珐琅器从元代开始，在中国已发展了600年，除了精美的外观，最吸引人的就是工艺性。目前比较流行的珐琅制作方法有三种，即掐丝法郎、内填珐琅和画珐琅，不论哪种，都要经过绘画、烧制、器形等至少10道工序，且要求极其苛刻。所以，精品珐琅器的制作绝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有耐心的藏家也甘愿为一件心仪的珐琅器制品等上一两年。
如今珐琅制品收藏市场上，古物已被视为神话，而并非古物的珐琅工艺，做工精良同样价值连城，能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所以，对于珐琅器的收藏，人们往往更重视其工艺价值，这种工艺也开始随着人们的需求，不断延伸扩展。
珐琅腕表：方寸之中见珍贵
从珐琅工艺诞生之日起，人们便在其工及器形上不断创新，如欧式的珐琅钟、珐琅盒，中式的珐琅瓶、筒、盘。除此之外，珐琅器也被应用到了很多细小的工艺中，比如说制作打火机外壳和腕表表盘。
由于工艺难度的高复杂性，珐琅手表一直是顶级品牌的领地。早年在国内很少有人能做得出，也缺乏真正的精品。因不具备这种工艺，当时一个中等价位的珐琅片都要卖到8000元人民币左右。或许因为精雕细琢的工序与高档腕表的制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今很多瑞士高端腕表品牌均会推出珐琅手表。
然而，在试制珐琅表盘的过程中，熊松涛发现，烧制珐琅表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从最开始的制作到最后完成，需要差不多50道工序。若做掐丝珐琅，工艺从掐丝、上釉，制作一个面积不足5平方厘米的小珐琅片，却要花费近一个星期的时间，细致程度和工艺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在珐琅工艺上也要加入自己的想法，比如对画面的设计和对釉料的选择。熊松涛当时利用了一些老配方，结合现代技术，用青金石、松石等原料上釉，这与传统的景泰蓝工艺相比，工艺难度要求更高。不仅如此，掐丝工艺也需做到非常精细，一件上档次的掐丝珐琅制作所耗费的人工经历无可估量，加上金丝、进口天然矿石、半宝石提炼等珍贵用料，其昂贵的价值不言而喻。
在几年前的巴塞尔钟表展上，熊松涛制作的珐琅表，在钟表展上得到了国际众多钟表人士的认可。熊松涛说，将珐琅工艺运用在手表的制作上，可以说那是复兴珐琅工艺的一条全新道路。“珐琅表会让人重新关注珐琅这门手工艺。我想通过这个点，让大家接触到这个面，让人们认可这种工艺，这是中国传统的工艺。”
传承就是责任
不同于父辈们做大件的瓶瓶罐罐的珐琅手工艺品，真正做珐琅表盘是从熊松涛开始的。熊松涛把珐琅微绘做到极致，也是合理地传承了家族手艺。
熊松涛说，当年父亲反复告诫自己，这个手艺在中国已经有600多年了，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断了。如今他不仅传承了珐琅工艺，而且找到了一种能将其发扬光大的方式。熊松涛说，自己作为珐琅工艺的传承人，总是第一个感受到珐琅的魅力，“比如制作一个珐琅杯子，需要先将一个铜片一步步敲出杯子的器型，然后在上面掐丝、点蓝、上釉，直到器物的最终成型，这其中的每一步都会让人体会到深深的文化归属感。
在他看来，中国人喜欢更具文化感的东西，但也只有在人们富了之后，才会逐步体现在‘贵’，而‘贵’体现在一个人所玩味的文化产品，包括各种器型和艺术品。“相信随着大家品位的提升，会越来越对中国的传统手工艺文化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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