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壁画中的比丘多为佛家弟子，在因缘佛传类叙事性壁画中予以表现。除此以外，比丘大略可分为四类。5—7世纪龟兹壁画中的非故事性比丘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站在供养人前面的引导僧，为现实僧人之再现（图一）；第二类比丘常常绘制在券顶中脊，身份不明。他们虚空飞行，身体两侧冒出火焰或水（图二）。回鹘龟兹时代，以库木吐喇79窟为代表，引导僧依旧出现。同期库木吐喇75窟也绘制了非故事性的禅定比丘。前后两期比丘图像既有形象差异，也有主题不同，可窥石窟壁画的语境——佛教部派及其政治环境之转变。

　　早期龟兹壁画引导比丘衣着体现小乘有部特征

　　早期龟兹壁画中的引导比丘中，克孜尔第205窟壁画最具代表性。此壁画中，僧人身穿坦右袈裟，脚穿黑色靴子，靴筒上沿朝前的位置有开口。佛陀对于僧衣的剪裁、染色、穿着，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部派分裂之后，部派间为相互区别，形成各具特色的着装特点。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描述了“说一切有部”的僧衣，云“然四部之殊。以着裙表异。一切有部则两边向外双褶。大众部则右裾蹙在左边。向内插之不令其堕……上座正量制亦同斯，但以向外直翻傍插为异”。此外，“说一切有部”关于僧装的规定还包括“下摆要在脚踝上部四指”，不允许“下摆高至过膝”、“系带在脐下”、“裙一角下垂像象鼻”、“两角下垂像多罗叶”及使用乾陀色等要求。霍旭初将克孜尔壁画比丘服饰与佛教部派的不同衣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其衣制带有小乘有部的特征。

　　在笔者看来，图像有趣之处在于引导僧和供养人衣着在季节性上的反差。克孜尔壁画中比丘皆坦右肩。很难想象在龟兹寒冷的冬天，供养人已经穿上了厚重的套装，僧人仍然坦露右肩。合理的解释是：正如供养人喜欢以一种体面的状态被绘制（身份越是尊贵，套装越是复杂），早期龟兹僧人喜欢将自己的形象表现为印度比丘的状态。“说一切有部”约在公元前3世纪脱离自上座部，经由罽宾、犍陀罗传入龟兹。一方面，壁画图本保留了较多印度元素；另一方面，和大众部及大乘佛教相比，“说一切有部”原教色彩浓郁。龟兹比丘的图像特征可能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

　　以克孜尔118窟为例，克孜尔券顶的飞行比丘可确认为僧人神变之态。佛经常常提及佛陀或其弟子神变时“身上出火，身下出水”。由于石窟同样位置有时绘制世尊，这些神变比丘可能也属于世尊时代的历史人物。有学者提出，这些神变比丘意指禅定，表现僧人禅定后获得神通。但除了修行，佛陀和弟子常常为了教化而显神通（如世尊降服六师外道，及优楼频螺迦叶为频婆娑罗王所表现）。恰恰是这类故事，而非禅定构成了早期龟兹石窟的壁画主题。出现在相同位置的“须摩提女缘”故事亦如此，壁画把神变飞行的阿罗汉绘制在了一起。总的来说，克孜尔壁画中神通比丘的表现没有超过小乘范畴。神通证明了阿罗汉的成就，也证实了其对涅槃的追求。它的展示价值在于召唤和巩固大众对于佛法的认同。

　　回鹘龟兹壁画深受汉传大乘佛教影响

　　汉传大乘佛教和之后回鹘人进入龟兹后，壁画展现出不同气质的比丘。以库木吐喇79窟（图三）为例，留有汉字榜题“法行律师”的僧人内穿领口宽松的交领右衽长袍，外披坦右袈裟，脚穿低帮鞋（鞋尖向上翘起）。这种僧装本来在汉地及高昌流行。僧人姿态及其与供养人的关系也和早期龟兹壁画有所不同。龟兹供养人朝拜世尊，比丘则回首言语，不同动态暗示出世尊、比丘与供养人的微妙关系。在克孜尔205窟，引导比丘和供养人的不同还体现为足部差异。供养人足尖点地以示虔诚，引导比丘足部则为常态。库木吐喇第79窟壁画与之不同，由于比丘和供养人姿态统一，人物关系的重点在信众和偶像，以及童子和成人之间。僧人和供养人相向展开的队列表明，比丘不仅主持，也参与了供养祈祷。僧侣和供养人位置一致，都将目光转向具有神性的菩萨及净土崇拜，这表明，他们和阿罗汉的关系变得疏远。

　　然而 “大乘”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这并不能表达大乘佛教内部不同维度的区别。库木吐喇75窟（图四）亦为回鹘人赞助开凿，侧壁排列绘制禅定比丘，正壁满铺画一禅定僧人，旁有地狱、畜生、人趣及须弥山天宫图像。禅定僧人腹部放出数道墨线，连接五趣人畜。壁画表现禅僧观想内容：观想自身从顶至胸为色界廿八天，从胸至小腹为六欲天、须弥山大海四洲，从此至足为三恶道众生；又在小腹想一乳海，其冷乳注入地狱灭尽炎火，又流注至人道令王臣庶民等悉皆饱满。壁画中的五趣观想与毗卢遮那法身世界相互关联，同时以往生西方净土为主旨，反映出回鹘龟兹时代的宗教特点主要是汉地显宗，同时夹杂陀罗尼。后者流行于唐代河西地区并常常体现出针对显宗偶像的兼容性。

　　克孜尔壁画中的比丘神变可作为阿罗汉精神状态的一种譬喻。而回鹘龟兹壁画中，带有陀罗尼属性的观想将比丘自身幻化为救世主，乃至宇宙真理本身。观想内容较直观，其难度不在于抽象的思辨，而在于被刻意隐藏的咒密。借助对回向理论的发展，大乘教派满足了“佛法”对现世苦难更为积极的干预。因而，回鹘龟兹时期的壁画已深受大乘教派的影响。

　　回鹘龟兹壁画显示小乘有部逐渐失去优势

　　5—6世纪的龟兹石窟多为龟兹王族资助。7世纪，汉僧和大乘佛教随着唐朝西域都护府的进驻开始在龟兹立足。8世纪末，形势再次改变。由于安史之乱，以及吐蕃对西域及河西的入侵，唐朝和龟兹的联系中断。旅行僧人悟空大约785年至788年期间在龟兹居住了一年。依据他的笔记，当时安西副大都护郭昕仍然和龟兹王白环共同坚守此地。随后，回鹘人展开对龟兹的争夺。历史上汉朝、唐朝又或匈奴、突厥控制龟兹，主要是确保龟兹成为己方属国。但回鹘人最后成为龟兹之主。这个过程如何开始不甚明确。库木吐喇75窟和79窟汉僧和回鹘王族作为石窟供养人取代了过去龟兹僧人和龟兹王族，一定程度弥补了史料不足。带有偶像性的禅定比丘绘制为石窟主尊，此形制未见于龟兹小乘时代。壁画表明，回鹘立足龟兹之时，与大乘佛教互为辅佐，长期依赖龟兹王族供养的小乘有部逐渐失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