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先秦，就出现百家争鸣的繁盛景象。汉代以后，道家和儒家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与外来的佛教并存。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儒释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佛道都具有辅助王化、教化民众的社会文化功能。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在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以后，便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儒释道在冲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及其发展路向。因此，儒释道关系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中国传统宗教也以追求社会的安定和谐与人生幸福为目标。天帝神灵虽然高高在上，但却是保障现世人生幸福的重要力量。中国诸多的思想流派虽具体观点各异，但都重视现世的人与人生。这表现在哲学上，则是对人的主体价值和现世生活的肯定，只是各派在人的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不同，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人生哲学的丰富性。强调缘起“无我”、视人生为苦海而致力于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最终以“人人皆有佛性”得以广泛流传，突出主体、张扬自我的禅宗则成为最典型的中国佛教，这种转化正是在佛教与儒、道的互动中实现的。以三者关系为切入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质得以澄明，佛教同儒家和道家融合发展的脉络得以呈现。
概括三者基本特点，可以说儒家重纲常名教，道教讲长生成仙，佛教讲出世解脱。但随着三者关系的展开，原来主张“节欲”的儒家，却提出了“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讲求长生不死的道教却提出了通过累世修道才能最终“灭度转轮，终归仙道”；讲求断灭生死轮回的佛教却表示“誓愿入山学神仙”、“为护法故求长寿命”。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道教的儒学化，儒家伦理逐渐成了三者共同尊奉的内容。在东晋时，道教就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宋元时甚至还出现了以“忠孝”命名的道教派别“净明忠孝道”。佛教本来认为，“识体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辨怨亲？”但中国化的佛教却提出“儒佛皆宗之，其唯孝道矣”，甚至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提出“孝也者，大戒之所先”的观点。重视孝道、突出孝道成为中国佛教伦理的一大特色。可见，随着三者关系的展开，儒释道的异同也在不断变化，而透过三者关系，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的特点跃然纸上。
两千多年来，儒释道在相异冲突、相融互补中不断发展。冲突和排斥中包含着融合，融合中也包含着矛盾和冲突。“老子化胡说”的提出，既有把佛教融入统一的华夏文化之中而利于其在中土发展的意向，又有视老子高于佛陀的倾向。有时冲突会促进融合，融合也会加深矛盾冲突。儒道结盟，以华夷之辨对外来佛教的攻击，曾从反面促使佛教进一步与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融合，而佛教对道教炼丹服药和羽化成仙之荒谬性的批评，也从反面推动了道教吸取儒、佛理论，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最终与原始道教划清界限。
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对外来的佛教一方面采取了一种本能的拒斥态度，使传统文化能够保持其独特的魅力和稳定的发展，正所谓“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另一方面又有选择地吸收容纳了佛教中有价值的成分，使传统文化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不断实现着自我更新和完善。传统文化对历史上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表现出的双重性和进行的成功交融，仍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佛教自汉代传入，完整意义上的儒释道关系当从汉代开始，但佛教传入之前的儒道关系，是理解佛教传入之后与儒、道之关系的前提，也应成为三者关系的重要内容。
儒释道三者都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同时又贯穿于日用常行之中，并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式来表现。因此，三者关系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有时也是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折射，甚至是一种生活实践和人生智慧。（文：南京大学哲学系 洪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