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由心生——山东博兴佛造像展”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地方文物展览之一，通过119件（套）文物勾勒出北朝至隋代山东博兴地区佛教造像的基本面貌，从考古学、美术史和佛教史视角，呈现区域性佛教的历史与艺术特点。

 

以往的佛教造像展多从考古和美术的角度，重点展示佛教造像的历史分期和艺术特色，却较少关联佛教史。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佛教造像展览更趋向采用多视角方式，让单一模式的佛教造像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本次展览策划即采用这一方式，整合展品资料，深入分析展品的历史相关性，尽可能全方位对展品进行完整表述。

 

从考古学角度看，博兴地区佛教造像主要出土于佛寺遗址，造像材质以石、金铜、白陶为主。金铜造像虽体量小巧，但在时代断代方面特征明显，多有纪年铭文，上起北魏太和二年（478），下至隋仁寿三年（603），绵延125年之久，发展序列完整，在区域佛教造像中实属罕见。从美术史角度看，北朝至隋代博兴地区佛教造像的造型和艺术风格受到山东青州、河北定州等地影响，表现出地域艺术的包容性，进而熔炼出鲜明的地域风格。从佛教史角度看，博兴佛教造像体量小巧，多为普通民众所施造，造像铭文繁简不一，铭文内容差异明显，反映出佛教早期在民间传播发展的面貌。综合这些特点，确定了此次展览主题以表现山东博兴地区佛教造像的区域特色为中心，通过艺术包容性、时代特征性和铭文思想性这三个方面来展示。

 

结合展品特点设置展览结构，完成对展品合理“转译”。展品以个体的形式存在，需要通过一定的主题逻辑，将一个个孤立展品建立起联系。这个主题逻辑是引领观众去观展的线索，从而达到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的目的。本次展览选用的展品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因而需要以不同的视角去搭配文物，搭建起展品与观众更为亲和的沟通途径。根据该批造像的特点，通过“博善兴佛”“金像流辉”“金像铭愿”三个部分介绍山东博兴地区出土佛教造像的艺术、历史与宗教特色。

 

“博善兴佛”是整个展览的铺垫，运用考古学视角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博兴地区目前已发现有龙华寺、般若寺、兴国寺、高昌寺等古寺遗址30多处，其中北朝至隋代寺院遗址20多处。20世纪70年代以来，寺院遗址出土了石、金铜、白陶等各类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佛教造像，证实了北朝、隋代这一区域寺院文化的兴盛和民间造像活动的频繁。为了展示佛像的原生环境，展览选取了兴国寺、龙华寺、高昌寺等佛寺遗址出土的文物或图片。同时，为了突出表现龙华寺遗址出土文物的特殊性，专设“金耀龙华”群组来表现龙华寺出土金铜佛像，撷取出不同时代、造型与工艺的佛像，凸显龙华寺出土佛教造像数量众多与造型丰富的特点。

 

“金像流辉”是整个展览的展示重点，通过归纳、分析展品特色，设置了“造像规尺”和“地域神韵”两个群组，突出展示历史性与地域特色。历史性以纪年铭文为主。1983年，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94件金铜佛教造像，其中35件具有确切纪年铭文，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小型鎏金铜佛像断代的标尺”。为了将造像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来，选取部分带有确切纪年铭文的佛教造像进行集中展示，通过纪年铭文与造像风格相对照，呈现出北朝至隋代金铜造像的时代面貌。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出土金铜佛教造像题材相对集中，尤其表现在对观音、释迦多宝佛和弥勒佛的塑造方面。如观音造像有持莲花观音、结手印观音、佛装观音、一观音二胁侍像等不同形式，弥勒有立式弥勒、交脚弥勒、垂足弥勒三种表现形式。展览将这部分造像通过图像分类模式进行集中展示，既突出了造像的地域特色，也将造像的时代演变规律进行系统归纳。

 

“金像铭愿”主要展示刻有铭文的佛教造像，通过分析造像题材与造像铭文，引导观众了解这一阶段佛教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造像铭文是造像者主观心愿的一种表达，通过对这些铭文的解读，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民众信仰以及佛教传播状况。展览将部分铭文内容提炼出来，通过铭文与造像相对照的形式，还原当时民众对佛教早期的认识与理解过程，进而表现出宗教信仰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如“佛弟子”“清信士”等造像者身份的标注，表达民众对佛教信仰的热衷之情。“像”常作为造像题材的称谓之一，表现造像者对佛教了解尚浅，没有确定造像的具体题材，关注的是礼拜供养造像的行为。祈愿生者“平安长乐”，表现信仰者的世俗追求。祈愿亡者“直升妙乐国土”“西方净土”，反映这一时期民众对生死观念认识的转变。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民间的传播概况，也为唐代佛教的进一步扩大传播奠定了基础。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从宗教史的角度去解读这批造像展品，揭示所蕴含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