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集《放生羊》是一个文学生态系统，它的活力来自系统的内在结构与子系统内在结构的戏剧性冲突。系统的内在结构由生命、灵魂、爱情、金钱四大人生元素组合而成，由于各元素的配比不同，平衡度被打破，便会产生矛盾运动的关系。而它的支系统——每篇小说的内在结构同样充满矛盾张力。这一切决定了小说集从宏观至微观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系统。小说结构与人生结构往往是重叠的，在小说的形式中蕴含着人生的形式，而系统结构变化规律的显现，正是故事背后的生命法则与人性奥秘的祛魅与敞露。

 

一、 灵魂与生命的交叉配比关系：

        灵魂的宁静胜于生命的延续

 

灵魂寓于生命之中，没有生命，灵魂便无处栖身，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比灵魂重要。这是唯物主义对于二者关系的解读。但佛教的认识又有所不同。佛教的轮回观念认为，人生并非只有一次，人死后还会转世投胎，生命会因此失而复得，但转世投胎的条件是灵魂清白无罪，可见灵魂比生命重要。短篇小说《放生羊》中的“我”就是一个佛教徒。“我”不仅相信人生有轮回，而且相信梦的暗示作用。小说就从“我”的一个梦境写起。梦中“我”的妻子桑姆已经去世12年，仍在地狱里饱受折磨。她对我说：“你在人世间，帮我多祈祷，救赎我造下的罪孽，尽早让我投胎转世吧。”噩梦醒来，救赎妻子就成为“我”今后人生目标的抉择。“我”的救赎过程构成小说的主体部分：用“我”的活命钱买放生羊、风雨无阻地去林廓街转经、去大昭寺“点供灯”、“给护法神们敬献白酒和纸币”、“给三怙主殿捐钱”及参加三怙主殿维修的义务劳动等。在我的真诚救赎下，当桑姆再次出现在“我”梦中的时候，“你走在一条云遮雾绕的山间小道上，表情恬淡，安详，走起路来从容稳健，后来你变得有些模糊，仿佛又幻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想，你可能是离开了地狱的煎熬，昨夜从你的安详表情可以得到证明，梦境的后头你变得模糊起来，只能说明你已经转世投胎了。”“我”相信桑姆在梦中向我显示的是真实的，她的灵魂已经得救，并转世投胎，重获新生。“我”的灵魂也如释重负，获得了解脱和安宁。此后“我”得了重病，医生为了挽救“我”的生命，让“我”住院治疗，可“我”的选择却是把剩余的生命和仅有的一点钱都用来买鱼放生和转经上。“我”在进行自我灵魂的救赎。此举虽然不利于“我”现世生命的延长，但却使“我”的灵魂得到无尽的安慰。“我”的选择表明，在生命与灵魂发生冲突的时候，灵魂的配比重于生命，这意味着心灵的宁静胜于人的物质生命的保存和延长。

 

《曲郭山上的雪》以震惊世界的2012玛雅人的预言为背景，表现藏民对于生命与灵魂配比关系的抉择。当死亡的预言威胁着每一个村民生命的时候，只有以村长为代表的五六户人家选择生存之路，一如既往地参加藏历三月十六最重要的开耕试犁的仪式，开犁点种，祈祷今年的粮食丰收；而以贡觉大爷为代表的大多数村民却截然相反：以往正常的生活秩序与规则遭到解构：过去争夺不已的生活资源现在拱手相让；曾经有利害冲突的冤家如今握手言和；往昔信守的勤劳节俭的生活美德被无休止的纵欲狂欢所取代；修行死亡之道，积阴德成为村民每日要做的功课。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已经弃世绝俗，希冀来世。

 

小说的结尾虽然玛雅人的预言的世界末日并未来临，绝大多数村民之举也成为一场闹剧。但在闹剧背后，依然可见在生死临界点上村民们对于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反思：老村长说：“我为我们活着感到庆幸”，“内心里感激这日子过得如此的富足、平安、幸福。”这种声音虽然微弱，但却清醒、理智、坚定；还有一种声音是：人生苦短，无论玛雅人预言实现与否，都不能改变。因此重现世，不如修来生。尽管来生还是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但他们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因为惟其如此，他们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

 

《放生羊》与《曲郭山上的雪》都是关乎生命与灵魂关系的故事，两个故事迥异，但内在结构却惊人地相似。尤其是面对危局的抉择都是修行死亡之道，准备转世投胎。这并非小说结构的模式化表现，而出自藏民共同的佛教文化信仰。有什么样信仰，就有什么样的生命选择。

 

 

 

二、 灵魂与金钱的聚合配比关系：

灵魂的自由胜过金钱的富有

 

灵魂与金钱的交叉组合是小说集《放生羊》的又一种结构类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生存是人的第一本能。要生存就离不开钱，然而倘若它的获得与灵魂发生冲突，二者又孰重孰轻呢？《神授》、《阿米日嘎》与《八廓街》等篇都凝聚着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神授》的主人公是说唱艺人亚尔杰，他终生以传唱格萨尔王传奇为业。但在灵魂与金钱关系的认知与抉择上，他却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草原时期。那时的他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孤儿、放羊娃，由于神授一变而为出口成章的传唱艺人，他感谢神灵恩赐的灵感，全心全意地履行天职，没有任何物质欲望，每天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这时他的灵魂是自由的，快乐的，像雄鹰一样翱翔在蔚蓝的天空中。每天还有草原的守护神——狼陪伴着他，走遍草原的各个部落。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牧民的欢迎。在草原上，他还获得了美丽的姑娘吉姆措的爱情。

 

第二个阶段是拉萨时期。亚尔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草原，应邀来拉萨某研究所工作，犹如一只雄鹰落入黄金的鸟笼。他之所以舍弃广阔的蓝天，愿意就范，无非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他为“不那么累好”就能获得好的生活条件“动心了”；二是他还想：“能像县上举行的物资交易会一样，能给很多人说唱格萨尔王，那场面多热闹啊。”隐藏在热闹背后的是出名。此后，他传唱的对象虽然没变，但他的身上却戴上名与利的无形枷锁。虽然他每个月都可以得到数目可观的工资，头上还有“国家级专家”的光环，享受相应的住房和其他待遇，但他的内心却“愁绪万端”。亚尔杰的灵魂是属于草原的。离开了“茫茫的草原”、“青草的芳香”、“潺潺的流水”、“旷野的风”和“狼的嚎叫”，他感到“孤独”。研究所的生活条件的确很好，然而“林立的高楼压迫着心头，笔直的马路把大地切割成一块块，让我胸闷气胀”。身处闹市之中的他的那颗心却“莫名地感到了凄凉”。 尽管“商店音箱的扎耳音乐，把整个城市托举在一种虚幻的闹腾中”，但离开“吉姆措、色尖草原、拉宗部落、孤独的狼，此刻让我感到了彻骨的悲伤。只有他们才能让我感到心灵宁静，感到真实。”然而现在的他已经回不去了，从到研究所的第一天起，他就不再有出入草原部落的自由，只能呆在研究所里，每天按时上下班，面对录音机传唱格萨尔王传奇。由于他去拉萨几年都没有音讯，违背了他当初许下的“明年开春我来娶她”的诺言，结果他失去了心爱的姑娘吉姆措，她已经失望地另嫁他人，亚尔杰闻讯痛苦不堪。让亚尔杰发愁的还有他的灵感越来越差。开始在传唱录音过程中，一旦出现思路不畅，他就情绪紧张。他虔心祈祷神灵不要让他的灵感消失。可是后来断断续续仍免不了思路“卡壳”，直到第13个年头的一次录音过程中，由于磁带发出“呲呲”声的干扰，他“脑海里闪现的那些影像模糊起来，最终消失掉。多日积累的恐惧和绝望”突然爆发，让他感到“身心焦悴”，他再也干不下去了。这时亚尔杰只好背上行囊回到草原，祈求天神再次赐予他灵感。在色尖草原上喁喁而行的亚尔杰，犹如一只在空中飞了一圈的苍蝇又回到起点，但他在飞翔中却失落了最宝贵的东西——灵魂的自由、快乐以及美好的爱情。他成了金钱的奴隶，成了再也不会说唱的说唱人，他“彻底绝望了”。

 

让亚尔杰陷入绝境的表面看是神，其实是金钱。人生固然离不开金钱，但它却是艺术的敌人和灵魂的销蚀剂。倘若亚尔杰的生活中缺少的只是钱，他还可能拥有自由的灵魂和美好的爱情；然而如果他只有钱，而这钱又需要他牺牲灵魂的自由和美好的爱情去换取，那么到头来他可能连仅有的金钱也会丧失。

 

《阿米日嘎》和《八廓街》同样在金钱与灵魂的矛盾关系中展开故事。《阿米日嘎》中的贡布是个极老实本分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他贷款买美国进口的种牛，无非是为了多赚点钱，改善自己的生活境遇，这无可厚非。然而一旦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种牛死了，他便失去理智，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一口咬定是村里的嘎玛多吉害死了他的牛，一心想把损失转嫁到他身上，以保全自己的利益。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表明，是他的牛自己误吃了有毒的草死去的。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它却清晰地显示了金钱有使人的灵魂下沉的趋向。《八廓街》中的“四眼狗”虽然是个少年，但是贫穷的生活使他格外迷恋物质，他从反复卖一条四眼狗为自己换来绿军装或白球鞋开始，到长大了靠贩卖藏獒发大财，最终走上一条不归路——在一次倒卖狗的途中因车祸而死。《阿米日嘎》和《八廓街》应了司马迁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而为利奔忙却是一个千古怪圈，唯有走出来的人，灵魂才不会有铜臭气。灵魂只有斩断黄金的翅膀才能轻盈、自由地翱翔。

 

 

 

三、 灵魂与爱情的交集配比关系：

没被物欲与色欲污染的灵魂才有真爱

 

 灵魂与爱情的交集配比关系是小说集《放生羊》的第三种结构类型。在这个类型的故事中将展现爱情与灵魂以及金钱的关系，三种人生元素碰撞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更是我们所关注的，《秋夜》、《尘网》与《焚》等篇就是作家借助形象的探索与表达。

 

《秋夜》的主人公次塔是一个为情所苦的人，她的妻子跟一个司机跑了。当别人问起原因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因为太穷”。这时的次塔虽然穷，对婚姻悲剧成因的认识也许未必准确，但灵魂却是干干净净的。为了改变命运，他的抉择是先脱贫：“在松瓦林场干活的三年中，次塔暗暗督促自己，一定要攒钱。他待在林场拼命地干活，省吃俭用，后来兜里却是存上了一千四百块钱。”有了钱的次塔从男人的“羡慕”、“嫉恨”与女人愿意嫁给他的变化中，才“知道钱是个多么美妙的东西”。这激起他继续赚钱、赚更多钱的欲望。物欲上升，灵魂便开始下沉。为了让钱生钱，他先开“利民商店”，后又改开酒馆，再后来又做起药材生意，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他越是“着了魔的去赚钱”。当他心中只有赚钱一个念头的时候，灵魂在心中的位置便挤没了。虽然他后来和漂亮的单身女人尼玛结了婚，他也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但赚钱仍是他的第一欲求。他与尼玛离多聚少，当尼玛怀孕以后，虽说她“富得冒油呀”，却“成了无依无靠的人”。他“给尼玛的只是钱”。次塔的朋友嘎巴担心地说：“这世间的钱是挣不完的。过去他因为贫穷被人抛弃，现在说不准因为他富了，还要把别人给抛弃了呢”。无论是被人抛弃，还是抛弃别人，表面看都是钱在作怪，其实是灵魂问题。正如嘎巴的妻子梅朵所言：“我这生没有过大把的钱，所以不知道，可我觉得我们很幸福，我们都相依相爱。”次塔与嘎巴不同的婚姻故事表明，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钱，而且人只有活着，爱情才有所附丽。但爱情并不能用钱买到，也不能用钱来维系，唯一能使人幸福的是灵魂的“相依相爱”。次塔的悲剧与佛教关于人生苦諦的认知一脉相承。佛教历来把人对于婚姻与金钱的追求归为苦諦，重视的惟有灵魂的修持。所以苦諦才是这篇小说的深层内涵。

 

《焚》的结构与《秋夜》如出一辙。《焚》的主人公维色有一个令人同情的不幸婚姻，可是后来她经不起上司的欺骗、引诱，始乱终弃。从此她对爱情的追求便被色欲所代替，她跌入色欲的泥淖之中，并越陷越深，她的一生是佛教色空观念的又一现代注脚。《尘网》的基调依然是红尘可畏，谁被网在其中，谁就会苦海无边。主人公跛子一生的婚恋经历就是一个不断被引诱、被欺骗、被陷害和被捉弄的过程，虽然他在头发白了以后，曾娶了一个酒店的女人为妻，她还怀了跛子的亲骨肉，但时光短暂，还没等到孩子出世，他就告别了人间。尽管小说的结尾竭力肯定跛子临走的那一刻，“一点都不惧怕，因为他想到尘世间自己曾经爱过人，而且爱得是那样彻骨，有了爱什么都不惧怕了”，但仔细玩味，跛子一生的快乐和幸福仍不过是暂短的一瞬，依然给人留下无尽的伤感。除了那短暂一瞬的爱，灵魂更多感到的是苦。以情为苦，是佛教色空观念的又一体现。

 

 

如果把《秋夜》 《焚》和《尘网》联系起来思考，就会发现尽管爱情附丽于生命，但它的本质却是属灵的，它浪漫而轻灵飘逸，又像气泡一样脆弱，只有美丽的灵魂能呵护它，如果用金手指轻轻一碰，它立刻就会粉碎。

 

小说集《放生羊》以灵魂为经线，以生命、金钱、爱情为纬线，经过四种元素的混搭、配比与碰撞，形成有三种结构类型的人生故事系列。透过结构分析，可见小说的基本形式是目的小说。它以主人公面对危局做出选择为开端，以主人公的行动构成小说的主体部分，以目的的实现或落空为小说的结局。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赋予整个小说系统以无限的活力。而小说结构的运动感与主人公生命轨迹的曲折，人物命运的坎坷，人物关系的纠葛乃至灵魂的张力形成同构。透过主人公艰难的抉择，艰苦的努力以及出人意料的结局，揭示出人性的复杂，人生的无常，以及人性中灵与欲的相依、对抗与妥协。每个人不同的生存状态与各异的命运不过是人生几大要素的配比稍有不同进而由量到质发生转变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哪一位主人公的抉择，都既体现人的主体性，又与藏民所处的大文化语境——佛教信仰有关。它犹如系统结构变化的外在初始条件，不仅在作品的内在结构类型、配比关系的形成等方面起制约作用，而且会对小说悲剧风格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佛教文化意识在藏民的潜意识中沉潜千年，作为一种遗传因素代代相传。即便到了现代社会，它仍是冥冥中决定人的命运的背后那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