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层面发力。政府引导，民间主导。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由政府牵头主办，短期来看风险低、效率高。不过，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对外交流活动应由政府牵头，然后交由民间机构和民间资本运作。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传播途径，人文交流更易于被接受，且具有强大的亲和力、生命力和可持续性。我省的对外交流活动多一些民间力量，会更有助于山西文化走向国际。如，“忠、义、信、勇”的关公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核，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民众中有极高的认同度。我们可以发挥关公故里运城的地域感召优势，以解州关帝祖庙、常平关帝家庙、常平关帝祖陵等关圣文化建筑群为载体，由关公文化协会等民间组织与以上国家合作主办国际关公文化节，使关公精神超越国别和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文化共识与认同，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良好的民众情感基础。

　　特色鲜明，精准对接。对外文化交流基于相似或相同文化背景、信仰和价值观的文化相互吸引，通常遵循“同—同”（爱其所同）、“异—同（敬其所异）”和“异—异”（互补共荣）三部曲。为此，对外文化交流应尊重差异，寻求共识，即“求同存异”。对外文化交流的理想境界是相互包容、借鉴和欣赏，进而实现共同繁荣。对外交流一定要深入考察我省特色文化，认真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构筑对接、对话平台，使共有的文化精髓得到异域民众的接纳和认同，从而推动山西文化走向国际，并进一步提升山西的形象。以佛教文化交流为例，五台山、云冈石窟、赵城金藏等丰厚的山西佛教文化遗产，足以成为联结中国与东南亚佛教国家信徒的情感纽带。此外，山西高僧法显，既是中印友好交流、也是历史上“一带一路”的见证人和实践者，他撰写的《佛国记》是最早记录包括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历史、文化、地理、风俗等的鸿篇巨制，成为研究东南亚国家历史的极为珍贵资料。

　　合作交流，避免“单行”。目前，我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大多是“单向传播”，而“双向交流”却略显不足，国际交流合作机制尚未成熟。本着开放、共享的理念，挖掘共同的文化资源，寻求最大公约数和最佳对接点，使文化交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如，由明清晋商开拓主导的“万里茶道”，中、蒙、俄三方联合申遗，对于山西来说就是一个重要契机，以文化共识为纽带联结民众感情，使晋商文化的光辉重新照耀“万里茶道”。通过人文交流活动，摸索、培养成熟的多方工作协调机制，提升山西省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国际合作能力。

　　在中观层面发力。“商”“文”融合，互利共赢。以“山西品牌丝路行”为例，该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已在匈牙利、俄罗斯、意大利、印度、波兰等国成功展销，为山西的名优特产品走出国门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不过，此活动文化要素所占比例较低，参展的也多数是文化商品，文化的真正内涵并未得以展示，渗透力和影响力难以放大。如果能在“山西品牌丝路行”平台上加载更多文化内容，结合现代元素，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则会进一步推动山西省对外文化交流和经贸市场拓展。

　　超越“单打”，形成集群。目前，我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较“单”“散”，应跳出“单打独斗”的思维定势，多渠道多维度策划系列交流活动，创设新的平台或搭建“山西品牌丝路行”等成熟平台，形成规模化，扩大集群效应，力推山西文化走向国际。

　　以人为本，互动生“情”。对外文化交流要以人为本，脱离了各国民众的对外文化交流，其吸引力、影响力和生命力都难以持久。目前，我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涉及人员互动往来的较少，多数是依托文化产品进行，喧嚣过后认同渐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众间情感联结的纽带，正是彼此认同传播的文化，文化交流本质上需要通过人来实现，可行的路径应该是“始于人，终于人”。为此，应设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各国青少年文化交流项目，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合作，互派人员开展短期文化考察，面对面近距离接触，加深对彼此的印象和感情，让文化交流回归“人文”本位。

　　在微观层面发力。语言通道无障碍。利用省内高校优质外语教学资源，设立对外文化交流语言服务中心，遴选有资质的高级翻译、口译人才，组建多语种服务团队，翻译推介山西文化精品，争取实现跨国交流语言通道无障碍。

 

 

　　文化交流在“云”端。借助文化云平台建设，完善山西文化数字资源库，及时对文化专题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内容进行更新，进一步扩大山西文化国际影响力。

　　媒体合作拓新径。积极与国际主流媒体展开合作，策划推出山西特色的系列文化精品，如《山西往事》《面食山西》等节目，讲好山西故事，塑造山西亲和、美丽、开放、包容的良好国际形象。（张丽 本文系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山西对外文化交流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为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商务英语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外交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