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佛教研究是中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显要部分，中国文化界或思想界一直对其较为重视。进入近现代之后，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或消退，而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么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佛教研究应该如何推进？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姚卫群发表了文章《全球化时代中国佛教研究应展现哪些特色》。姚卫群教授在文章中全面的分析了中国佛教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对未来开展佛教研究的畅想。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编辑文章观点如下：

 

 

姚卫群教授

 

应对中国佛教的当代状况进行扎实的调研

 

中国对当代佛教的研究应该包括什么内容？笔者认为，首先要关注以下一些内容：中国佛教的信众人数、年龄、性别、职业、分布区域等。这些是一些基本的数据信息，应通过可靠的调研或统计来获得。这应该依靠各地佛教协会和宗教管理机构或其他一些政府部门的帮助。当代中国佛教学者自然应深入研究信众所弘扬的主要佛教思想或所属的佛教宗派，如哪些地区的信众信奉哪些佛教宗派，信奉的是什么类型的佛教思想，是禅宗还是净土宗、是华严宗还是天台宗，或是现代新出现的佛教思想，等等。

 

除了一些基础的信众数据信息外，有关现代的中国佛教，还应重点调研一些内容，如主要佛教流派、主要庙宇、主要佛事活动、各地区佛教信仰的历史渊源与特色、中国佛教僧团的经济活动、中国佛教僧团组织或参与的慈善活动、中国佛教组织举办的文化活动、中国佛教组织与国外或境外佛教组织的文化交流、中国佛教界或佛学界出版或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主要佛教文化遗迹，等等。这些都是现代中国佛教界或佛教学术界应加以认真调研的。对这方面的内容应编撰出可靠的图书资料，或写出详实的调查报告。

 

这些资料或报告对于深入进行佛教的理论或学术研究，对于政府管理部门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决策，对于海内外人士了解中国文化，都是十分重要的，有着明显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应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作出客观的描述与分析

 

佛教在中国汉代传入之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一直在不断变化、不断与时俱进。魏晋之后各个时期的佛教，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从最初的佛典汉译以及在中国民间和宫廷内的传播，到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般若学说的流行，再到南北朝时期各种佛教师说的出现，进而在隋唐时期中国八大佛教宗派的形成，并在宋明之后佛教的转型变化，各个时期的佛教实际上都有中国原有传统文化因素的渗入，使得最初来自印度的佛教面目有了极大的变化。

 

在新时期，我们依然要对中国佛教的历史情况进行研究。这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如中国历史上佛教高僧的情况、中国历史上佛典翻译的情况、中国南北朝时期主要佛教师说的情况、中国隋唐之后形成的佛教宗派中的代表性人物的情况、中国历史上佛教戒律发展变化的特点，等等。这些内容在古代和近代都有人作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但可研究的内容是否都已穷尽？是否没有再深入研究的余地了？实际情况是，大量的佛教发展史实还没有被人们梳理清楚或没有得到细致的研究，不少佛教史上的谜团远没有揭开，人们对中国佛教义理或佛教哲学的认识远没有深入。这些都应是现代学人或佛教界应加以认真探讨的。

 

对中国佛教历史的一些重要事实在现代应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公允的评述，要用新发现的资料进行再研究，要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进行探讨，本着科学的精神加以诠释。应当强调的是，要对古代的研究成果进行充分的吸收借鉴，但也不能全盘接受，要有现代人的眼光和客观的说明。因而，作为中国本国的学者或研究者，更有义务或责任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作出成绩，提供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佛教界或佛学界信服和可借鉴的科研成果。

 

 

 

应对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联进行研究

 

客观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佛教都不能说与印度佛教无关。因为佛教的基本经典或基础文献形成于印度。因此，对于印度佛教的研究是每一个佛教传入国的佛教界或佛学界都不能忽视的。对印度佛教的研究、对印度佛典含义的诠释，在中国自佛教传入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古代中国佛教界常认为来自印度的佛典承载着正宗的佛教理论，其在古代中国佛教徒的心目中，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中国历史上的佛教，至少是在形式上要强调弘扬来自古印度释迦牟尼佛的思想。但在弘扬印度佛教思想的实际过程中，中国僧人必定要根据本国或本地的情况，对其弘扬活动加以调整。而这种调整无论大小，通常都不是要背离或改变印度佛教的主要思想，而是在弘扬释迦牟尼真正思想的旗帜下，进行调整或改造印度佛教。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对佛教的研究中就有一个区分哪些是继承了印度原来佛教思想的理论，哪些是中国僧人或中国佛教界根据本国或本地区情况加以调整和发展后形成的思想的问题。

 

对于这两类思想的区分，在现代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这关系到区分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如何吸收和借鉴的问题，也关系到准确认识中印文化差异或不同特色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分成许多小的课题来进行。可研究的具体问题有多种，如中印佛教在义理上的主要异同、中印佛教在戒律上的主要异同、中印佛教在禅定方式上的主要异同、中印佛教在日常佛事活动上的主要异同，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使今人了解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改造和发展的情况，可以对佛教在世界上主要流传地区的历史有客观的认识。

 

 

 

应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研究加以重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也不仅仅限于汉族。由于汉族在中国各民族中人口最多，而且佛教对其影响也较早、较大，因而，对于汉族地区佛教的研究较多，也较丰富。但并不能因此就忽视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佛教的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在佛教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中国主要在藏族地区传播，但其影响范围又不止藏族地区。在一些非藏族地区，藏传佛教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对汉族地区的佛教信众，现在也有较大影响。藏传佛教在中国甚至世界上很受关注，这与其对佛教文献的保存有很大关系。《大藏经》是传播佛教的重要凭借物。世界上现存较为系统的《大藏经》就包括藏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和巴利文《大藏经》是目前世界上较为系统的三大佛教藏经。藏文《大藏经》中包含了不少汉文《大藏经》和巴利文《大藏经》中所未收录的佛典（当然，另外两《大藏经》中也包含藏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佛典）。因而，无论是从流传的地域之广还是佛典保存之多的角度来说，都应对藏传佛教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佛教较有影响的还有云南一些地区的佛教。这些地区流传的佛教主要是南传上座部系统的，这和汉族地佛教及藏族地区的佛教有很大不同。南传佛教也是佛教传播过程中形成的重要一支，其主体是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流传的主要佛教流派，而中国云南等地区流传的上座部系统的佛教是南传佛教中的重要部分。这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上座部佛教有其独特之处，是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形态。因而，中国佛教研究应给予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以应有的地位。只有重视了对少数民族佛教的研究，中国的佛教研究才是全面的和名副其实的。

 

 

 

应对国外的佛教研究特色进行了解

 

中国的佛教研究应当是开放的，应当关注国外的佛教研究，对国外的佛教研究成果加以吸收，对国外佛教研究的方法进行借鉴和参考。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佛教研究的面貌有很大改观，但在一些方面和国际上一些学术研究强国的研究水平还有差距。因而，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这种差距，虚心学习国外相关研究的长处。这种学习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对国外较为可靠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应该加以吸收，二是国外的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国外的佛教研究在近代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科研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到佛教文献的校勘整理、佛教重要历史事实的考证与发现、佛教考古的挖掘和报告、佛教艺术的展示和欣赏、佛教哲学的分析和探讨，等等。应当说，取得的成果多数是客观的，经得起检验的。国外佛教研究取得高水平成果与其研究方法有很大关系。近代以来，不少国外的学者在佛教文献整理、佛教考古手段、佛教义理分析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较为科学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我们中国当代的佛教研究中并没有完全被重视或掌握，而研究方法对于高水平成果的取得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现代的佛教研究应该分析、借鉴国外的这些研究方法，特别要使中国的青年一代学者能够较多地了解国外佛教研究的方法，并大力借鉴。要总结出国外先进佛教研究方法的主要特色，并重点加以了解或使用。这对于推动新时期中国佛教研究上一个新台阶是有较大意义的。

 

 

 

应重视青年佛教学者研究能力的提升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国当代佛教研究水平要寄希望于中国年轻一代的佛教研究学者或年轻一代的有为佛教僧才。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年轻的佛教研究学者或研究僧人应该具有新的能力和新的素质。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要对当代佛教研究在中国国内的状况有基本的了解，明了国内佛教研究的热点问题是什么，明了哪些问题已经接近解决，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清楚国内一些重要佛教研究者或专家的特长或从事的主要研究课题。这样，至少在国内不从事一些重复性的研究，节省人力物力，而且有可能集中精力去探讨一些国内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可能作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其次，要有追踪国际佛学研究前沿课题的意识，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尽可能多地了解国外佛学研究的情况，了解国外与佛教有关的主要大学或科研机构中主要学者的研究特长和研究课题，这也是提升中国佛教研究水准所必须的。这样，我们开展佛教研究才可能有的放矢。只有赶超世界先进的佛学研究水平，我们才可能在世界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受到国际佛学研究界的重视。

 

再有，要掌握研究高水平佛教研究课题的基本技能。例如，阅读较为艰深的汉文佛典的能力，这需要对佛教历史知识和教义思想有较好的把握，还要有一定的古汉语的能力。此外，藏传佛教是中国较为重要的佛教，藏文《大藏经》是佛教文献中的重要资源，年轻学者应学一些藏文，这对于拓展佛教研究的范围和学术视野是有帮助的。

 

最后，年轻的佛教学者如果有条件和能力的话，还是应学习一些梵语和巴利语，这是佛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技能。虽然印度佛教在后来衰落了，但世界上还存有不少这类文字的佛典。这些佛典毕竟在古印度形成，与汉译或藏译佛典相比来说，它们是原文。研究这些佛典对于了解古印度佛教当时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了解中国等其他国家文字的佛典对印度佛教的吸收和改造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