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王亚荣长期从事中国佛教研究，他身板硬朗，谈吐儒雅，面对记者的访谈，说话不紧不慢，娓娓道来。

 

“佛教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审美、语言。中国佛教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王亚荣告诉记者，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汉之后，持续近四百年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危机，当时社会“成为异域思想和制度得以植入的极有希望的温床”。

 

1980年，王亚荣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破格录取，就读世界史专业印度史研究方向。毕业后，王亚荣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以研究佛教为主要方向。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实现经世致用，成为他思考的主要问题。

 

“今天我们口语中的日常词汇就有许多源出佛教文化，例如世界、时间、信仰、平等、现在、天堂、觉悟、法宝、魔、宇宙、塔、唯心、真理、因果、相对、绝对、十字街头、当头棒喝、盲人摸象……”王亚荣坚持佛教外来性中的相对性观点，坚持隋唐佛教“中国化”说和五代分期说。在南北朝，佛教不得不适应南北两种不同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他认为这种扎根本土的努力，出现了日后佛教南北宗分化的最初雏形，事实上此后的中国佛教发展，大抵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他为此提出两个观点，即佛教从“沙门不敬王者”和“渐悟”的立场上后退，逐渐放弃其独立性和外国色彩。陈寅恪曾指出，拜不拜王者表面上看是僧俗之争，但实质上与渐悟、顿悟之分一样，都是华夷之分。最终的结局是佛教为适应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变，不但接受了自北魏起设立的僧职机构，而且顿悟说最终发展成中国佛教唯一的正宗。

 

在佛教发源地印度，人们认为“一阐提不能成佛”，但中国人却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及“人皆可以为尧舜”。面对中国社会中这一思想现实，佛教在中国发展出了自己的流派。这一佛教流派又向外传播，被日本和朝鲜文化所接受的佛教，实际上已经不是印度佛教，而是经过中国文化改造的中国佛教。

 

王亚荣从对佛教人物、宗派、寺院、经典等史实的考证入手，认为佛教中国化是成功的文化融合。

 

 

王亚荣告诉记者，佛教对中国文化有补充作用，这是佛教实现中国化的前提。一种文明的进步需要不断吸收其他外来文明的优长，作为自己的补充。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比附—冲突—融合”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之初，首先依附道术和玄学生存，甚至出现与玄学类似的佛教般若学。东晋以后，随着佛教书籍的翻译成果渐增，佛教文化的异质性越来越明显，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争辩也越来越具体，主要表现在“神灭”与“神不灭”的争论、沙门是否敬法王、夷夏之争三方面的冲突。冲突最剧烈的时期，甚至出现了北魏武帝灭佛和北周武帝毁佛。

 

隋唐时期采取三教并奖的政策。经过长期的会通与融合，中国社会基本形成了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主要特色的儒家思想、自然主义精神为主要特色的道家思想和以解脱精神为主要特色的佛教思想。佛教经过中国化的历程，不仅本身获得极大发展，而且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人文艺术等方面的发展贡献很大，佛教与中国文化出现了大融合。

 

“大乘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形成了众多的宗派。特别是在隋唐之后产生的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是中国本土文化所产生的、吸收了儒道思想的教派。”王亚荣说，佛教在中国经过长期演化，成功实现了中国化，其中国化的历程对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有着重要启示。（记者 陆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