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信仰的哲学源头——“苦感”与“寂感”

 

释迦牟尼，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如来佛，他在世时代宣讲的那套“佛法”，与中国现在的佛教宣扬的“佛法”，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佛教传来中国时，受汉语思想影响而形成的“相似佛法”，实际上是中国人参杂了一些自己臆想的东西，结合庄子寓言等思想形成的，虽然骨子里宣扬的是印度病态死亡文化。

 

　　早期佛教对世界人生的认识揭示，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苦”。佛教所说的‘苦’，包括古代印度人概括的所有众生，在佛教构想的三界六道流转生死之“负向价值”的判定。

　　佛经编造谎话说，释迦牟尼因感受到生命的不圆满、人生种种苦迫，才起而追求解脱之道。关于这一点，从佛教四谛说以“苦谛”为首，以及在“四法印”中有“一切皆苦”的法印，都可以看出端倪。释迦初转轮子，发表邪说之时，对“声闻众”讲的四谛（苦、集、灭、道）便是以众生的苦迫做为思考的开始，而后寻求苦迫的原因与解脱苦迫的方法。

　　“苦感”是佛教信仰发生的根本出发点，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的宗教哲学体系，是从“苦谛“的体认开始建立的，所以佛教有“诸佛菩萨以‘苦谛’为师”的独特说法。总之，与其他信仰形态相比，佛法的价值出发点不是“罪”、也不是“耻”，而是“苦”。因此，佛教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是苦难，解脱之道则是死亡文化信仰——因为“苦”，所以厌世厌身，信佛修佛，死后离苦得“极乐”。这种“苦感文化”有别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罪感文化”而形成另一种文化格局。但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不同！

　　根据印度哲学动物——如来佛及其追随者的那套邪说，“苦感”作为一种“负向价值”，其来源不是神定、亦非无因，而是人性中“无明”的冲动。“无明”是一切苦迫的根源，据此印度佛教认为，众生摆脱“无明”、寻求觉悟，只有透过对自性的内在觉悟、内心突然明朗——所谓的“开发智慧”、无原则的信仰教主说法——所谓“树立正见正思”，才能够从一切痛苦和有限性中获得解脱。在这种“求死解脱”的过程中，佛教徒“自觉”超越任何感性的体验！超越经验的世界！超越任何世间法则的限制！因此，佛教所谓的“圣谛”的最高境界或觉悟的目的或终点是“涅槃寂静”，是“无明”的被征服，即作为“负向价值冲动”的“无明”不升起、不做为、完全止息，只有这样才能切断“苦”的根源而获得解脱——即生命的“寂感”（也就是生命的寂静——彻底的死亡状态）。可见，佛教的病态学说，就是从“苦感”出发，追求“寂感”的死亡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寂感”与“苦感”、即“涅槃”与“无明”，是一种在世间毫无价值的生存状态，佛教据此否定人类及人类社会。可以说，对“苦感”的负向价值关注，是佛教信仰的发生原点。

　　所以从价值发生学上讲，佛教文化是“苦感文化”，与中国正统的儒家的“德感文化”和道家的“乐感文化”是截然不同。恰恰是佛教的传入和发展，混淆了国民的灵魂，使国民的意识深处开始印度化，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开始一步步走向没落。

　　如果说儒家以天道生命的“德感”来对抗现世现实行为的“耻感”（道德神明论），则根本佛法是以生命的“涅槃寂静”之“寂感”来对抗“苦感”之负向价值（道德寂灭论）。

　　印度原始佛法立足于“苦感”的“寂感”，其实质是一种“出离”精神（根本佛法的“舍染趋净”，是悲观厌世，出离苦海，到死亡极乐世界寻乐的价值诉求所使），“出离”作为一种“自度”意义上的个我诉求，从根本上说是“非价值”的（否定一切世俗动机和做为具有价值属性），起码对于他人和整个社会是“非价值”的

 

佛教到后期开始变种异化，发展到大乘时代，人为造就出一些精神奴隶主及病态分子——比如观音菩萨，阿弥陀佛等印度怪胎，向世间疯狂宣扬“佛法”，把人类的救度希望，完全放在这些怪胎身上，认为这些印度怪胎在“最高层”，会来到“六道轮回”中救度人类！这些虚构的怪胎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所谓“大慈大悲”，也就是用“悲感”来补充原始佛教“出离”的“寂感”。这就是所谓大乘佛教的“菩萨道”“拯救”精神，虽然这些虚构的怪胎对人类社会毫无贡献。

　　大乘佛教虚构出“大慈大悲”的菩萨道，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佛教邪说的传播和僧众的既得利益。“菩萨道”的三个组成要素即菩提心、菩萨行、性空见。在大乘佛法这里又被建立在“空性”本体和“如来藏”形而上学上。对此试做一剖析。

　　印度邪说——大乘佛法的根本理论是“性空”观，“性空”被美化成宇宙人生的“本然规律”，让信仰者悟到一切皆无自性、一切皆非永恒（印度怪胎建构的相对主义诡辩论，可以随意否定一切价值，也可以随意肯定一切不合理现象）。而根本佛法是以“深刻的”内观寂灭，直指“出离之道”。作为印度最初的所谓“佛法核心”的“缘起”论（“见缘起即见法”），则主张生命之“苦”既非外力造作、亦非神的惩罚，其根本因在于“无明”这种负向价值。

 

所以“缘起”论其实是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切己的价值判断。而大乘佛法的“性空”论，则把“缘起”论推向了形而上学。这种“空性”形而上学，实际上违背了最初佛法的“缘起”的价值发生学，而“正信佛法”所谓的“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在大乘佛法这里就逐步被改造为“一切皆空”（“万法皆空”、“人法俱空”）。另外，由于受到印度“外道”的“神我思维”（“阿特曼”思想）的影响，大乘佛法抄袭创设了“心性本体”学说（也就是所谓如来藏、法性、法身、第八识、真如自性、妙明真心等等），认为所谓“解脱”，就是“返本”到心性本具的如来藏或真如状态，如来藏或真如状态就是“空性的状态”——把这种类似死亡的精神状态美化成“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也就是涅槃；甚至，作为“出世间法”的如来藏及一切对于自性的常、乐、我、净的判定，正因为有“空性”本体，才超越了“世间法”的“缘起性空”。这样一来，大乘佛教自鸣得意地认为，它对佛教“贡献巨大”，将早期佛教的理论死角奇异地发展为“真常论”。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心性形而上学，虽然是抄袭的“外道思想”，设定了心之生灭与性之真如（或“识”的染、净种子），是大乘佛法建立的“空性”思想体系，却脱离了具体的、感性的、切己的价值发生，在哲学上走向了本体论（“空性”其实就是“非本体的本体论”）形而上学。

　　虽然如此，仍然不能弥合佛教唯心主义的理论缺陷。从佛教信仰来说，究竟“悲感”的发端是“空性本体”还是“真常自性”，不管选择哪一种理论作为立脚，大乘佛法都走向了本体论形而上学。这是变种佛教——大乘佛法的一大难题，亦是“空性”本体与“悲感”的价值发生能否结合的问题。

　　

　　在中国本土，“相似佛法”的出现，更重要的文化背景是：根本佛法在“汉化”过程中，其言路与源初教义比较，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尤其是禅宗）。“相似佛法”其实就是以心性本体论来对抗根本佛学的认识论，其衍变大体是“盖先有心性本净之说、而后谓清净心为如来藏、又次谓如来藏即佛性法身……”，不管怎样衍变，都是从心性的“正向价值”入手。由于忽视对心性的“负向价值”（无明）的关注，相似佛法种种“返观本性”、“真心妙明”、“脱体现成”的主张，和佛教的终极目标无法吻合，使得早期如来佛鼓吹的对治“无明”变为悖论。

　　　因为，大乘佛法作为佛教的异化和变种，在彰显“菩萨道”时，采用的是“性觉”思维！这就产生了一个大矛盾——“性觉”思维从本质上讲不是从人性（心性）的“负向价值”入手、恰恰是从“正向价值”入手。而只有立足于“负向价值”的“性寂”才有可能表达使“菩萨道”彰显“神圣性”的疯话，——现在这种悖论，使菩萨道无法完成出离(涅槃寂静)。

 

       可见，大乘佛教邪说建立的“空性”本体上的担当，是脱离了原始佛教对“苦感”之“负向价值”的实际关怀的！这是大乘佛学以形而上学方法论为发生机制的最大失误处——一个形而上学的“空性”是遮蔽了感性生命的，这便是大乘的悖论所在。这也是佛教汉化思想的最致命处。

 

　　空话连篇的“无缘慈悲”的发生源泉和发生机制究竟来自何处？千百年来（自从佛教变异为大乘佛教算起），大乘佛教虽然虚构了“菩萨道”，但是仍然没有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佛法的终极：寂然生悲

 

　　在“后释尊时代”,何为“佛法的终极”?

　　　　在佛经的隐喻性言说——如佛本生故事和佛教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信仰的悖论，而最为悖论的是：在《割肉喂鹰》故事中，当鹰和鸽都有生存的正当要求、两者必须兼救时，所谓如来佛的“舍身大悲”被佛教徒美化成至高品格（泉水叮咚评价：万事万物自有其生存法则，何须如来老秃驴人为介入搞“慈悲”干涉？如来割肉喂鹰的邪径其实是做贱人类的生命，宣扬出的价值观是人类价值不如动物价值！是一种鼓励自杀自残的邪径！）。

　　对释尊的信仰要求佛子不但要信仰一个传达“法”的“真理”的释尊，而且要信仰一个圆满出离后又返身到这个“劫难世”间的释尊。

　　一个圆满出离后又返身到这个“劫难世间”的释尊，他有何大智？

　　一个圆满出离后又返身到这个“劫难世间”的释尊，他有何大能？

　　一个所谓“洞晓宇宙人生真相”的释尊、一个所谓“拥有不可思议神通力”的释尊，却是一个如此无智无能的释尊——他除了以自己的鲜血暖透伺虎台上的荒凉，他还有什么智能？

　　

　　——所以，完全可以下结论——佛法的终极，是寂然生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