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依据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和国家对待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1]

宗教信仰自由的落实，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指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包括特定的教理教义等），由尊重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这种思想信念和全身心的皈依表现和贯穿于特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宗教生活中，并用来指导和规范自己在社会中的行为。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2]。也就是说，如果对于宗教信仰，即对宗教人士的宗教修持、宗教法事活动、宗教生活漠视的话，宗教信仰自由建立在何处？其内涵又是什么？

 

佛教文化具有提升社会大众道德规范的社会功能

宗教中包容了许多人类社会世代相传的对人类发展、社会存在、人际关系都极有价值的普遍的道德准则，例如佛教教义中的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帮助穷人、病人、残废人，照顾孤儿寡母，买卖公平，孝敬父母，诚恳待人等，这些严以律己、福利社会、利益人民、爱护生灵等道德规范，对人们有极大的道德教育和约束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可以成为调整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补充。许多信教群众和宗教组织在这些宗教道德的指导下，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3]

一般地说，宗教总是“劝人为善”的，宗教道德规范，对信教群众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和心理自我制约作用。各种宗教不仅有它自身所提倡的道德，而且强调道德修养、持戒。佛教以“普济众生”“慈悲济世”[4]为佛教要义，以及有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不偷、不盗、不淫、不贪、不妄语”等等戒律，在内涵上与社会主义的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纪律、讲卫生）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三热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是相协调、相一致的，两者可以起到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作用。因而，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提升社会大众道德规范的社会功能。[5]

 

佛教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

历史上，宗教的文化层面往往使人们感知宗教的“真理”，因而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都以宗教为源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的影响，形成内容不同的宗教文化。所以说，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赵朴初会长说：宗教还具有文化性。宗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祖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寺院宫观，保存了我国古老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了宝贵的宗教文化。宗教的存在和发展，使祖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延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科学地对待宗教，认真研究和继承宗教文化中的精华，充分发挥宗教历史文化的社会功能。[6]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佛教文化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领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留下了星罗棋布、蔚为壮观的文物古迹和博大精深的经典论著。佛教文化精华是构成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佛教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和渠道。佛教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旅行家，被鲁迅先生称为“民族脊梁”的西行求法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在佛学和科技领域都卓有成就的一行；他们都是杰出的代表。近代一些著名的爱国仁人志士，例如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等大思想家；现代有梁漱溟、瞿秋白、圆瑛、赵朴初等都曾经从佛教思想精华中吸取过宝贵的文化营养，从而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佛教文化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佛教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7]

赵朴初居士指出：“从哲学方面来说，佛教思想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道德行为的价值和保证，对概念的分析，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完整严密的体系。佛教思想的核心是缘起论。所谓“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都是由一定的关系和条件决定的，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反映在世界观里，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反映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和普度众生联系起来。反映在方法论上，佛教注重辩证思维和逻辑推理的结合运用。在哲学史上，佛教提供了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8]

 

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一项长期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侯为止的政策。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懂得，对待人们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包括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用简单的强制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还应当懂得，在现阶段，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这种差异，甚至把它提到首要地位，歧视和打击信教群众，而忽视和抹杀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利益的一致，忘掉了党的基本任务是团结全体人民（包括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那就只能增加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并且刺激和加剧宗教狂热，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恶果。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制定的、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唯一正确的宗教政策。[9]

合理安排宗教活动的场所，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9]

特别应当强调，在多数群众不信教的地方，要注意尊重和保护少数信教群众的权利。[9]

宗教界一大批爱国人士是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亲密朋友，党和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尊重他们，团结他们，同他们交知心朋友。在工作中，听取他们的意见，涉及宗教工作的重大问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9]

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坚决纠正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宗教界合法权益的现象。[10]

 

佛教文化的载体

佛教文化的载体应该有三大方面：经书典籍、教职人员、寺院和佛堂等宗教活动场所。

经书典籍一要保护，二要根据需要适量印刷。

国务院〔1981〕178号文件规定：“传统印经场所和有条件的寺观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印行宗教书刊。” [11]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大藏经》、《中华续道藏》等宗教典籍的整理抢修被列入“十三五”规划重大文化工程，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传统文化的关心和支持。[12]

僧才是佛教文化传承保护的内涵、载体与责任主体。培养僧才是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

《寺院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寺院应积极进行智力投资，采取多种方式，大力培养僧才。可举办本寺僧人学习班，还可挑选品德较好，佛学、文化水平较高的中青年僧人，在法师的指导下，钻研教理，认真阅藏，进行重点培养。有条件的寺院，可在省佛教协会统筹下，举办初级佛学院；也可办短期的专门知识(如佛事念唱仪轨以及寺院管理需要的财会、文物保管等)培训班。” [13]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是十分重视宗教人才的培养工作：对当前爱国宗教教职人员后继乏人的问题，要予以充分的重视，采取有效的措施，选拔和培养一大批热爱祖国，接受党和政府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宗教学识，并能联系信教群众的中青年教职人员，解决后继乏人的问题。[14]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宗教场所问题也有精辟表述的决定：在宗教活动场所过少的地方，要解决好正常宗教活动所必需的场所。[15]

国家宗教局近年对佛道教文化的传承保护措施

国家宗教事务局一直以来对宗教工作都很认真负责。2016年6月30日在回复政协委员的提案中这样写到：

我局正在开展《宗教事务条例》修订工作，也会对将宗教活动场所建设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问题予以考虑。

二、关于大力弘扬我国传统宗教的优秀文化。国家宗教局高度重视引导佛教、道教界加强文化建设。[16]

清醒认识佛教文化、佛教人才、佛教场所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与中央的宗教政策保持一致，重视落实佛教文化及其载体的传承和保护工作，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