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不仅是大众日常饮食中的健康饮品；“琴棋书画诗酒茶”，茶也是人们所追求的文化享受。中华茶文化的历史，离不开佛教的影响。

 

史称“茶，兴于唐，盛于宋”，据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汉语“修心”或“静虑”的意思。闭目静思，极易睡着，所以学禅提倡打坐，晚间不食不睡，茶既解渴又能破睡，特别受到僧人的欢迎。同样因为“破睡提神”的道理，唐代科举制度的施行也对饮茶风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史籍上多见为举子送茶、“煎麒麟草”的事迹，举子来自四面八方，饮茶风尚也就传播得更广。唐代饮茶之风之盛，最佳物证当属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一套极其精美的银质鎏金茶具。据信正是唐僖宗用来供奉佛祖的茶具，由此可见茶与佛教的关系之密切。可以说，佛教嗜茶的风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寺庙不仅极重视茶叶、需要茶叶，而且也是生产茶叶、研究茶叶和宣传茶叶的一个中心。值得一提的是，被后人称为“茶圣”的唐人陆羽，正是在寺庙中成长起来的。传说陆羽曾被人遗弃，后为智积大师收养。因此他早期接受的主要是寺院教育；少年时，陆羽曾受到竟陵太守李齐物、司马崔国辅的赏识与培养；日后与著名诗僧皎然和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成为好友。陆羽早年受师傅智积影响倾心于茶，后来又遍游江南产茶区考察茶事，遂以半生的饮茶实践和茶学知识，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茶经》。陆羽一生受佛教思想影响，在《茶经》中提出了一系列从煎到饮的理论，引导饮者在此过程中，进入一种澄心静虑、怡情悦性的境界，或许这就是茶道最初的精神。

 

　　至宋代，寺院不仅饮茶，在浙江径山寺，还形成了一套饮茶的仪规，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径山茶宴”。径山茶宴的仪式程序有：张茶榜、击茶鼓、恭请入堂、上香礼佛、煎汤点茶、行盏分茶、说偈吃茶到谢茶退堂，宾主或师徒之间用“参话头”的形式问答交谈，机锋偈语，慧光灵现。以茶参禅问道，是径山茶宴的精髓和核心，是禅院清规和礼仪、茶艺的完美结合，堪称我国禅茶文化的经典样式。

 

 

　　佛教文化与茶文化的结合也是日本茶道的来源。饮茶传入日本最早应该是唐代。到宋时，日本高僧圣一国师等先后至径山寺留学，在径山寺学禅，将径山的《百丈清规》带回日本，这对后世日本茶道的兴起影响极大。至今日本茶人尚把从径山寺传过去的宋代黑釉盏称为“天目碗”，尊为茶道的至宝。著名的禅宗天台山，也是日本留学僧到过的地方。日本僧人荣西，回国时带回茶种、饮茶方法及有关茶书，并撰写了日本第一本茶书《吃茶养生记》。日本的饮茶之风最早仅流传于寺院，后来得到皇室的支持与推广，才渐渐在普通百姓中普及开来，而也与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保持同步。

 

　　除了佛教对茶文化的影响，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关于茶的传说，从中可以看出道家的影响。浙江天台山，古时传为仙山。《神异记》中说，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着三条青牛，把虞洪领到一个大瀑布下，说：“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于是指示给他一棵大茶树，从此虞洪常以茶祭丹丘子。晋时著名炼丹之士葛洪，传说就在天台山种过茶，至今留有遗迹。在浙江玉山一带，也流传着真君大帝许逊曾帮助当地人制茶、种茶的故事。诸如此类的故事数不胜数。或许是高山出好茶，而道教的福天洞地正藏身于名山大川；或许是人们发现了饮茶适合于道家修炼的修身养性之道，认为茶乃契合自然之物，采天地之灵气，长期饮茶则可使人轻身换骨，去除污浊之气，因此把饮茶作为日常清修的辅助手段。在道教徒看来，修炼在于修心，修心的关键在于“达静”，而饮茶则能导致“人静”。历代的诸多茶画，也表达了品茶时需要选择自然环境、注重营造美好氛围这种简单朴素、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思想。

 

　　儒家重视人格修养，并将其寓意于茶事之中。“茶之德行，俭是本性”。《晋中兴书》所载“陆纳杖侄”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唐代刘贞亮提出茶有十德，从其“以茶养生气，以茶利仁礼，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可以看出，刘贞亮的“茶德”中融入了儒家伦理思想，说明通过饮茶可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时至今天，人们喝茶偶尔提及茶道，往往认为深奥或玄妙，多少有些是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所受到宗教文化影响的缘故，而很多茶礼、茶艺表演中也往往融合了宗教的元素。事实上，宗教活动中不仅吸收了世俗的饮茶活动，为自己所用，反过来也为饮茶的传播作出贡献，并丰富了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