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三大资源，也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标识。三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碰撞、相互妥协、相互影响，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文化结构和心理状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有机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但近代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受到社会变革和西方文明的严重挑战，一度作为封建制度的产物和科技文明的对立面被废弃、被否定。这种负面影响和心理阴影一直伴随到今天，成为影响文化自信的一种心理障碍。其中，佛教作为外来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受到更多的质疑，往往排除在中华传统文化之外，不能不引起世人关注。笔者认为，佛教与儒、道一样，同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三大资源之一，同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思想源泉。

 

佛教属于汉藏语系民族文化体系

 

佛教不仅因为传播到中国，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从源头和思想文化体系上来说，也与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它起源于汉藏语系民族，属于汉藏语系民族的文化体系。印度文明主要由三大文明体系构成，其一为土著的达罗毗荼文明体系，分布最广。其二为外来的雅利安文明体系，主要分布于中、北印。其三为土著的汉藏语系文明体系，或称喜马拉雅地区文明，主要分布于北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出身于尼泊尔，古代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民族，其族裔今称尼瓦尔人，主要分布于加德满都谷地，操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尼瓦尔人至今仍信奉佛教，包括上座部、大乘和金刚乘。其中，释迦家族以加德满都金寺为中心，供奉释迦牟尼佛及过去佛，传承金刚乘。出身于尼瓦尔民族的释迦牟尼在中印度创立佛教，完全以汉藏语系民族的思想文化为基础。佛教不仅反对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同时也反对达罗毗荼人的其他沙门思潮。其四谛、三法印的学说体系和民主、平等的僧伽组织，充满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倾向，集中反映了汉藏语系民族的思维模式，与同属一个文明体系、也同时兴起的中国诸子百家思潮，有着惊人的相似。

 

佛教虽兴起于印度，却发展于西域，最终落脚于中国及东南亚。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时期，冲破印度的羁绊，向西域发展，在中亚与同样具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倾向的希腊人不期而遇。于是，佛教文化与希腊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哲学思辨和逻辑的有部哲学以及大乘空、有学说。同时，也产生了佛教造像艺术。从此，释迦牟尼佛被塑造成深目卷发的欧罗巴人形像。在希腊艺术所及的地方，佛陀的形象远离其真实的蒙古人种特征。

 

然而，佛教经过两千年的繁荣昌盛之后，在印度和中亚消失了，却在中国及其文化波及的东亚和东南亚完整地保留下来。这是为什么？正是因为佛教的文化根基在中国，佛教文化属于汉藏语系文明体系。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民族操汉藏语系语言，中国内地的汉民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语族，喜马拉雅山地区直至缅甸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语言属于藏缅语族，东南亚的泰国、老挝、越南和中国中南以及东南地区的民族语言大多属于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只有东南亚的柬埔寨民族操南岛语系语言，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民族语言介于阿尔泰语系和南岛语系之间，非汉藏语系语言。但这些民族的文化深受汉藏语系民族文化影响，也信奉佛教。由此可见，汉藏语系的民族普遍信奉佛教，佛教文化彰显汉藏语系民族的思想文化特色。如果说汉藏语系语言表现的是汉藏语系文明原始文化的共同特征的话，那么佛教文化则是表现汉藏语系文明古典文化的共同特征。

 

东南亚的汉藏语系民族信奉小乘佛教，继承了部派佛教的传统。这是因为早期佛教首先就近传到喜马拉雅山脉及其向东延伸山脉的南麓地区，阿育王时期派遣的佛教使团就曾到达缅甸。最早接受佛教的东南亚民族也是与释迦牟尼同属的藏缅语族民族，其次则是与之接近的苗瑶语族民族以及壮侗语族民族。东南亚的汉藏语系民族信奉部派佛教，不仅因为传入较早，更因为他们的思想文化与佛陀所属的民族文化比较接近，其人文特征和理性思维比较一致。中国接受佛教比较晚，直至公元前后，才从西域辗转传入。其佛教后来以大乘为主，是因为受到西域佛教的影响。也就是说，一方面受到希腊式佛教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波斯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影响，其宗教信仰的成分越发浓厚。从中国来讲，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世俗文化主体接受了佛教的人文和理性思想；另一方面，由此造成汉代宗教信仰缺失的状态也促成大乘神秘主义信仰的流传，道教也因此并时而起。

 

中国是佛教的主人

 

佛教虽创建于印度，也在印度逐渐发展起来，但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印度社会的底层和内核，也没有改变印度人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结构。植根于印度社会的思想文化是达罗毗荼人的土著信仰和雅利安人的吠陀-婆罗门教。或者说，古典时期以来印度的主流文化属于吠陀-婆罗门教文明，印度的基础文化属于达罗毗荼文明。在佛教的冲击下，印度的这两种文明在碰撞、对立中达成妥协，相互融合，形成印度教。佛教在印度社会并没有深厚的根基，其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印度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文化背道而驰。因此，佛教在印度往往浮在表层文化，只在非婆罗门种姓和商人阶层、知识阶层流行，最终在印度销声匿迹。而佛教在中国的境遇与印度完全不同。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佛教的主人，佛教也完全融入中国的社会文化之中，与儒、道共同组成三教合一的传统文化。

 

佛教自汉魏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期，已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石窟相继开凿，其中云冈石窟佛龛造像之多，史载有道人年八十，礼像为业，一像一拜，至于中龛而死。《魏书·释老志》载北魏首都洛阳，“佛经流通，大集中国”。而所在“编户相从入道，有僧尼二百余万，寺院三万有余”，“自中国有佛法，未之有也”。城中永宁寺宏大壮丽，其寺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洛阳伽蓝记》载其九层佛塔，去地千尺，京师外百里尚能遥见之。登临俯瞰，“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有西域波斯国沙门菩提达摩，见其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150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可见当时中国作为世界佛教中心的盛大状况，远远超出印度和西域诸国。其时学派林立，高僧如云。《续高僧传》记载：“最善弘敷导，妙达《涅盘》《华严》，僧徒千人，常业无怠。天竺沙门菩提留支见而礼之，号为东土菩萨。尝读最之所撰《大乘义章》，每弹指唱善，飜为梵字。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亦可见中国佛学之发达，反而为印度人、希腊人学习膜拜。

 

至隋唐统一时期，宗派竞起，佛学鼎盛，中国的佛教中心地位也为印度所承认。玄奘在那烂陀寺高论雄辩，外道折服，小乘拥戴为解脱天，大乘称赞为大乘天，也就是印度佛教公认其权威地位。玄奘在印，曾梦见那烂陀寺房院荒秽，并系水牛，无复僧侣。文殊菩萨化作金人，预言戒日王以后印度荒乱，尽为灰烬，嘱其早返中国。据说后来果如所言。其中金人预示不过是说将来印度佛教衰落，希望在于中国。至开元时，释迦后裔善无畏在那烂陀寺发三乘之藏，究诸部之宗，说龙宫之义理，得师子之频申，名震五天，尊为称首。而其师达摩鞠多在寺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传说朝受供于中国白马寺，至午返回那烂陀寺时，钵中油饵尚温，粟饭余暖。尽授总持教于善无畏，并嘱其与中国有缘，前往弘法（李华《善无畏三藏和尚碑铭并序》）。随后，另一位那烂陀寺高僧金刚智，学通瑜伽唯识论、南宗般若论，而承事龙智，秉受瑜伽密教，史称内外博达而偏善总持，于此一门罕有其匹。他随缘游化，随处利生，闻大支那佛法崇盛，遂泛舶东逝，达于海隅。传说在南印度受观世音菩萨授记，可往中国礼谒文殊师利菩萨，彼国于汝有缘（《贞元录》卷14)。中唐时，又有北印度人乔达摩氏般若三藏，也到那烂陀寺学习大乘经论，再到南印度受瑜伽密教。尝闻支那大国，文殊在中，遂东赴大唐，誓传佛教（《贞元录》卷17)。这些记载，可见当时中国佛教影响之大，印度高僧都向往中国，纷纷前来弘法，中国作为佛教中心的地位由此可见。

 

隋唐时期，中国不仅从印度不断输入佛教，而且作为佛教中心，还向外输出佛教。韩国、日本、越南、爪哇诸国纷纷到中国求法，中国成为这些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大乘佛教的祖庭，是佛教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唐宋时期，佛教也传入西藏，形成藏传佛教。至元代，藏传佛教开始向外传播，从青藏高原传播到蒙古草原、东北大地。近代以来，则向欧美地区传播。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大乘佛教，不是汉传佛教就是藏传佛教。

 

其实，中国佛教在历史上也流传过小乘佛教。佛教初传中国时，大、小乘同时传播，西域贵霜王朝的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安息国的波斯人安世高分别将大乘和小乘系统传入中国。从汉魏直至东晋十六国时期，部派佛教的4部《阿含经》完整地传译为汉文。南北朝直至唐初，小乘佛教的经论也不断传译，从真谛到玄奘，也都翻译部派佛教的论典。小乘时代的毗昙学流行于魏晋时期，成实学派、俱舍学派流行于南北朝时期。而中国佛教遵循的戒律以声闻戒为主，大乘戒为辅，只有隋唐时期从中国再传日本、韩国的佛教则以大乘戒为主。中国的汉文《大藏经》几乎包括了南传巴利文《大藏经》的绝大多数经典，大乘、小乘经典都具备。中国的藏文《大藏经》又包罗了印度后期的密教经轨，也翻译了晚期大乘学派的论典。如此，中国汉、藏文《大藏经》具有比较完整的佛教经典内容。所以，从佛教资源上来说，中国佛教包罗了小乘、大乘、密乘三方面的经典，中国作为佛教的主人当之无愧。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今天来说，中国掌握佛教思想文化的所有资源，中国最有资格代表佛教。

 

中国佛教的现代化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三大资源之一。但既然是资源，就不能直接拿来用，尚需整理、加工和转化，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真正成为今日中国的思想文化品牌，用于建设现代文明。还要走出国门，解决世界性问题，服务于全人类。

 

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经典悉数翻译，但最终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者，则是有选择性的，这就是佛教中国化问题。中国化的传统佛教能否面对现代中国的问题，走出国门时又能否面对现代世界的问题，存在很大的疑问。不言而喻，现代中国需要现代化的佛教，现代世界也需要现代化的世界佛教。实际上，这是中国大陆佛教的短板。因为中国大陆佛教没有完成其现代化过程，没有完成转型的任务。相比而言，港台佛教和东亚佛教已经完成现代转型的过程，因而日本佛教、韩国佛教以及台湾佛教是具有现代性的佛教，他们的经验教训可以借鉴。

 

总结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的佛教经验，佛教现代化过程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佛教僧人接受现代教育，具有现代知识素养和学术素养，国民教育系列的高学历人才成为佛教的主体。如此，佛教才能站在时代前沿，引领现代潮流，才能发展现代化的佛教。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除了高学历者从事佛教工作之外，佛教团体主办现代型大学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佛教徒既是大学教授，又是寺院高僧，跨越僧俗两界的双料人才是现代佛教的象征。佛教团体主办国民系列的大学，将佛教的思想文化融入现代人文教育，使僧人居士具备现代知识和理念，也使现代学子具有佛教智慧和素养。

 

其二，建设全方位的现代佛教体系，打破传统佛教壁垒，消除民族化、本土化佛教的局限，倡导佛教的整体性、全局性、共同性。无论南传佛教还是北传佛教，无论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无论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或者秘密乘，去粗取精、去华就实，古为今用、他为我用，都成为现代佛教的组成部分。佛教是最早形成的世界宗教体系，其思想、理念、教义、制度、文化本来具有世界性，现在就是要重新回到佛教的世界性传统，或者在更高层面上提升民族化佛教。佛教最早就是一种学说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其学术性、思想性、文化性特点更适合现代社会，需要提升和发展。

 

其三，传统话语的现代化以及现代知识系统的建立。尽管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也转换为现代文化，但就佛教话语系统而言，仍然存在古代与现代的隔膜，不为现代人所接受。佛教话语如何成为现代语言，台湾佛教通过经典的白话文翻译做过尝试，可以参考。佛教话语的现代化，还需要与现代西方文化体系进行话语转换。这一点，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做了尝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