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佛教文化院执行主席、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张国良先生指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儒教、道教虽源于中国，但是却未能形成教派的发展模式。因此向世界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最好的落脚点应是教派化非常成熟的佛教文化，而中华佛教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步骤和策略。他认为应先立足于“近邻”-亚太地区，再逐步扩散至全世界。
 

　　《大公报》董事、大公网总裁林学飞先生就“如何走出世界”做了简单的分析，他提出弘扬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讲究 “天时、地利、人和”，充分利用香港这个自由港，看准时机，寻求策略。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都要有它的载体，譬如美国以“好莱坞大片”、“苹果手机”这些产品作为载体向世界传播他们的文化理念，而弘扬中华佛教文化更是如此。探索产品化发展模式，将晦涩难懂的文化精髓通俗化，充分利用大众媒体，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开来。应注重真正的内涵而非语言表达的高深程度，或将成为佛教文化普世的良好办法。
 

　　青海陀乐寺住持阿旺嘉措金刚上师从不同语系佛教的角度分析了如何弘扬现代佛教，他提到三系佛教会议已在香港开过两次、华东大学一次、陀乐寺一次，总计四次了。他认为类似这样的研讨会要继续办下去，开的越多教派之间的隔阂就越少，只有教派之间团结起来才能更好的传播出去。
 

　　台湾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首先介绍了台湾佛教的发展历程，从明朝时期佛教开始传到台湾，但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日本的神道教影响了台湾，使得当时的老百姓们大多神佛不分。到了1949年后，经过几代佛教人士的努力，台湾佛教也逐渐摆脱神道教的影响，基本保存和发扬了汉传佛教。随后台湾更是将佛教本土化，形成了“人间佛教”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下如何吸引年轻人进入佛门成为了当时最大的课题。而台湾当时采取的办法不仅将佛教文化变成文学语言以及多种年轻人愿意接受的形式，同时在大专院校大力推广佛教。他认为佛教应当走出山里，跟社会的需求结合，利用办学校、办医疗等方式，先渡生再渡死。
 

　　云南大学何明教授认为与世界其他教派相比佛教是本土化最好的一个教派。他表示文化也应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而佛教本土化的优势将十分显著。
 

　　世界佛教青年会副会长游祥洲先生提到他曾多次参与世界范围内的佛教研讨会，而他听到了一个非常统一的声音就是：世界佛教应该由中国来带领。这个强烈的呼声令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对于中华佛教文化的自信又多了一层，他认为中国也应该肩负起这一份责任。然而令他忧虑的是中国真的准备好了吗?该如何肩负起这个责任?对此他建议每一个佛教人士以及传播者都应该提升自身的佛学修养，积极肩负起世界佛教发展的重任，或许应该作为中华佛教走出去的首要条件。
 

　　本次论坛由中华佛教文化院、香港佛教“此岸—彼岸”弘法会及云南旅港同乡会主办，由香港佛教“此岸—彼岸”弘法会执行主席、中华佛教文化院执行院长、观音讲堂住持宽运法师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