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的中国，种种文化思潮纷呈，各显异彩；现代作家的信仰追求，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正像鲁迅当年曾经受到过进化论、郭沫若当年曾经受到过泛神论、巴金当年曾经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影响一样，老舍在青少年时期也曾经受到过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有的是来自佛教文化，有的是来自基督教文化，还有的是来自伊斯兰教文化，以至于在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实践中留下了明显的宗教文化痕迹。甚至可以说，老舍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了一个形形色色的教徒世界，而且在一些作品的情节安排和语句表达上，也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本文只对老舍的佛教文化情结做些探讨。

 

　　 一

　　 从时间上来说，佛教文化是最早撞击老舍心灵的；从交往的程度上来说，老舍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似乎也更为密切一些。然而，当老舍刚刚开始接触佛教文化时，却是被动的，不自觉的。换句话说，老舍最早是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中，与佛教文化结缘的。

 

　　 探讨老舍所受到的佛教文化影响，联想到的第一个人，毫无疑问的便是“宗月大师”了。

 

　　 关于“宗月大师”的情况，目前掌握的较少，只知道他俗姓刘，名德绪，字寿绵，是西城粤海刘家的独生子。粤海刘家是内务府人，祖上曾因在广东负责过海外贸易，所以冠以“粤海”二字。刘寿绵虽家产万贯，但却乐施好善。1925年出家当和尚，拜当时北京西四广济寺的住持现明和尚为师，法名“宗月”。[1]后来， “宗月大师”本人也曾经做过北京鹫峰寺的住持。

 

　　 首先，老舍小时候之所以能够得到就读的机会，完全是由于“宗月大师”信佛向善的结果。就老舍当时的家庭条件来说，是根本上不起学的。他的上学，完全得力于“宗月大师”乐于助人的鼎力帮助。老舍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谈到“宗月大师”送他入学的情况：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的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谁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天，我像一条不体面的小狗似的，随着这位阔人去入学。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学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来人。西墙上有一块黑板——这是“改良”私塾，老师姓李，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和李老师“嚷”了一顿，而后教我拜圣人及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地球韵言》和一本《三字经》。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2]

 

　　 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宗月大师”的佛心高照，就不会有老舍读书的机会，老舍也就不会有后来所具有的文化知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佛心”改变了老舍的人生。

 

　　 其次，是“宗月大师”乐于助人的佛家精神品格深深地影响了老舍，形成了老舍一生中乐施好善、同情穷人的品质。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舍在自己的一生中常常是以“宗月大师”的向善、助人作为自己学习和效法榜样的。他不仅在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地参加过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而且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老舍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3] 如果说对老舍青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人首先是他的母亲的话，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宗月大师”了。同样，如果说母亲给予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的话，那么“宗月大师”就是老舍青少年时期重要的精神导师，走向人生的引路人。特别是“宗月大师”的苦行、向善、助人等佛家精神品格，曾经对老舍的一生发生过更直接、更现实、更深刻的影响。

 

　　 如上所述，著名佛教界人士“宗月大师”对老舍一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给与老舍的帮助也是巨大的，正如老舍在悼念“宗月大师”的文章中所谈到的：

 

　　 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入私塾那样！[2]

 

　　 不过，尽管老舍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亲身受到过佛教的恩典，他本人后来也曾在佛事活动中多次帮过忙，然而他却始终未有皈依佛教。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妨引述一段老舍在评价“宗月大师”时所说的活来作一解释，他说：

 

　　 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往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做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2]

 

　　 老舍这段关于“人情”和“理智”的自白，正道出了他之所以最终未能皈依佛教的主要原因。尽管从感性上来说佛教对他有恩，但从理性上来说他却不能赞同他们的主张。虽然皈依未果，但是佛家的精神品格却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老舍的潜意识之中，以至于使他一生都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谈到老舍与佛教文化的情缘，就不得不谈到另一位对老舍有过重要影响和帮助的人，那就是许地山。许地山除了在促使老舍创作兴趣的急速增长上发生过重要作用之外，对老舍宗教文化信仰的选择也同样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1924年夏老舍到达英国伦敦之后，与许地山交往较多，开始一个时期两人就居住在一起。受许地山的影响，老舍又一次产生了“想知道一点佛学的学理”和“研究一点佛学”的愿望，据老舍后来回忆：

 

　　 前十多年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要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可是，我始终没有照这计划去做过。[4]

 

　　 如果说，老舍幼年时期接触佛教文化是处于被动的话，那么，这次接触佛教文化却是主动的了——许地山是在老舍的再三请求下才为其开出佛学必读书目的。尽管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地知道老舍究竟读过多少部佛学著作，但它至少可以说明：老舍的确是读过佛经了，以至于使他后来禁不住感叹地说：“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5]另外， 从“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的举动中也至少说明，老舍始终未有放弃对佛学的追求。

 

　　 老舍在评价许地山的宗教文化信仰时曾经这样说过：“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做礼拜，他像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4]老舍用来评价许地山宗教文化信仰的这段话， 实际上也是他本人最好的自白，正如舒乙所说：“拿来放在老舍本人身上，倒是也同样的恰如其分。说许地山，实际上，是说他自己。”[6] 事实也正是这样，老舍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基督教，但对佛教文化却始终怀着那么一种特殊的感情。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宗月大师”已经开始进入到老舍的作品之中。老舍在本时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首次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董善人的形象。董善人把自己的财产“完全施舍出去”，带着五六个大姑娘（包括他的两个女儿）静心修行。“不单是由魔道中把她们提拔出来，还要由人道把她们渡到神道里去。”当他听了李静的哭诉后，“一面落泪一面念佛”，再三解释说“救人灵魂比身体还要紧”，并力劝李静也来参加修行。[7]从所描写的情况来看， 这位董善人无疑是以“宗月大师”为原型的。从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宗月大师”的影子，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老舍对佛教文化的那种崇敬之情。

 

　　 三

 

　　 抗战时期，老舍对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价值都做了重新审视。正如他在《〈大地龙蛇〉序》中所说：“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8] 相比之下，老舍在抗战时期对佛教文化更为偏爱。纵观他在本时期的文艺主张和作品创作中，始终都贯串着中华民族通过“涅槃”而获得新生的佛教文化思想。

 

　　 1939年7月底，老舍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身份， 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河南洛阳劳军。其间，曾游白马寺，并作旧体诗一首。诗云：“中州原善土，白马驮经来。野鹤闻初磐，明霞照古台。疏钟群冢寂，一梦万莲开。劫乱今犹昔，焚香悟佛哀。”[9] 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之时，老舍看到了佛教圣地白马寺，使老舍高兴万分。他在《剑北篇》中写道：“白马寺还在人间，白马寺万岁！”[10]老舍对佛教文化的赞颂之情，由此可见一斑。10月前后，老舍随慰劳团至青海、甘肃一带劳军，其间也参拜了一些佛教寺院。[11]深深扎根于老舍潜意识之中的佛教文化思想，这时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复苏的机会。

 

　　 1940年9月4日，老舍应重庆绍云寺佛教友人之约前去参观汉藏教理院，并作了一次讲演。其中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就得念屈原的《离骚》，研究英国文学的就得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也是一样，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地狱的景况，描写其地狱的惨状，这也许他是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不良的心理.。”他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佛教和尚们，“发心去做灵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5] 应该说，老舍所作的这篇有关佛教文化的著名讲演，对我们今天来探讨老舍的佛学修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1年4月，老舍又应邀为汉藏教理院太虚法师题诗。 诗云：“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诗末附记：“（民国）三十四年四月，集当代艺术家笔名成小诗。大雨，诗人孙大雨；洗君，音乐家；长虹、冰莹、成舍我、碧野，均写家；万籁天，剧导家；林风眠，画家。写奉太虚法师教正。”[12]这可以说是老舍再次与汉藏教理院太虚法师发生密切交往。

 

　　 1941年夏，老舍应邀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讲学，其间，他遇到了“精通佛学”的汤用彤老先生，于是“偷偷地读他的《魏晋六朝佛教史》”，获益匪浅。[13]不久，老舍在《大地龙蛇》的创作中，写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赵老太太。剧本说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袭。儿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她的儿子劝她说：“现在已是雾季了，不会再有空袭，何必还这么念佛呢？”她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佛是要天天念的！祸到临头再念佛，佛爷才爱管你的闲事！这三年多了，咱们的房子没教日本鬼子给炸平了，还不都是菩萨的保佑？”另一位西藏高僧罗桑旺赞也说：“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祝福我们胜利的军队！”[8]

 

　　 此后，老舍对佛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考，我们从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思考的轨迹来。《火葬》这部作品取名的本身，就包含着中华民族在“涅槃”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为我们写出了一系列佛教徒及其受佛理感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佛教徒当属明月和尚。是他，在沦陷的北平坚持着抗日活动，并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其中也包括钱默吟。请听一听钱默吟的自白吧：“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战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14]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过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老舍对佛教文化也已经产生了许多新认识。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舍与佛教文化的交往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老舍在1965年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观访问日本时，却集中地接触了日本的佛教文化，饶有兴趣地大量游览了日本的佛家寺院。例如在游览了唐招提寺后，老舍在日记中写道：“（4月2日）下午游唐招提寺，十三世纪建筑，鉴真传道于此，殿供奉佛，药师如来与观音，系鉴真创举，佛像皆奈良时代，鉴真子弟所刻。院后有鉴真墓。鉴真像年开一次，平时不开。”[15]在游览了兴福寺后，老舍又在日记中写道：“兴福寺脱态佛像，阿修罗三头六臂最突出，一千二百年前作品皆国宝，此则超国宝。”[15]在参观了奈良的博物馆后，老舍同样在日记中写道：“博物馆建于七十年前，主要陈列佛教古物，美术品，梵天像好，佛像变迁，寺院的形势。”[15]老舍在日本期间不仅游览了众多的佛家寺院，而且还即兴题写了大量的旧体诗篇。其中，像“佛钟梵曲春何在”，“奈良香火唐年寺”；“佛光塔影净无尘”，“十万庄严百炼身”；“高僧九十声如磐，日饮清泉伴古松”；“老僧禅罢播青苔”，“一灯幽处拜如来”；“古佛无言樱自开”，“尽扫群魔胜入禅”等诗句[16]，都十分明显地反映着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特别是4月20日，老舍到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家中拜访。 当水上勉提出想到六祖慧能住过的中国东禅寺参拜时，老舍顺手为水上勉写下了六祖慧能的偈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17]老舍深厚的佛学修养，使水上勉大为折服。十几年后，水上勉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来中国东禅寺参拜的机会。可惜，这时候老舍已经去世十几年了。当水上勉进一步了解到老舍的出身和经历后，他无限感慨他说：“老舍先生就是禅”。[3]

 

　　 在本时期的作品中，也偶尔会看到老舍所塑造的佛教人物形象。在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里，老舍描写了一位笑声“比雁声更清亮”、行走“彩虹光芒四射”的定大爷。[18]这个定大爷，十分明显的是以著名佛教界人士“宗月大师”为原型而创作出来的，可惜的是，这部作品未能最后完稿，以至于读者无法了解他的完整形象，这自然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不仅在作品中描写了一些正面的佛教人物形象，而且也揭露了那些形形色色打着信佛旗号而为非作歹的人。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老舍通过赵四的口，侧面谈到了一些和尚的势利眼：平时你有钱的时候，他称呼你为“施主”、“善人”；可是，当你没钱之后，他们会“老着面皮”来斥骂你。[7] 在话剧《谁先到了重庆》中，老舍写了一个假装伪善的佛教徒，虽手拿“素珠”，但却“贪财好色，吸食鸦片”，实际上是一个十足的汉奸、流氓。[19]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冠晓荷，也是这类货色。他以“专心研究佛法”为名，行投降卖国之实，为日本帝国主义当奴才，最后落了个可耻下场。[14]

 

　　 综上所述，佛教文化对老舍一生的思想发展和创作实践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是老舍一生中众多活动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进一步加以探讨和研究，才能映现出一个完整的老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