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真正中国化，在我看来其实有两个标志，一是中国开始出现了属于自己的佛教圣地。从东汉末开始，中国的佛教徒就前往西域和印度次大陆朝圣，并求取佛教典籍。但是从唐代开始，佛教的圣地开始中国化与本土化。像从唐高宗朝（649-683）开始，五台山的崇拜就逐渐确立，峨眉山的信仰是北宋太宗朝（976-997）开始，并且与五台山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而普陀山与前两座山并称是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九华山与其他三座佛教名山一起并称，并且形成所谓佛教四大名山系统则要晚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佛教圣地的逐渐形成，表明了汉传佛教传统自身个性的形成与确立。

 

并且，朝鲜、日本甚至印度的佛教徒都开始到中国的佛教圣地来朝圣。有大量资料记载，在唐代就有不少印度僧人来五台山朝拜文殊师利菩萨的圣迹。更有甚者，像中国的五台山，就不但在中国本土有了大量的复制，也被朝鲜、日本的佛教徒搬到了他们的国家！也就是说，这种汉传佛教的影响，其吸引力之大，已然超过了印度的本土圣迹。简而言之，中国这个佛教的第二故乡已然形成，或者可以说是整个佛教世界的重心也已经明显东移！

 

第二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佛教各宗派祖庭的逐渐形成，如净土宗的香积寺、禅宗的少林寺、律宗的净业寺、天台宗的国清寺、三论宗的草堂寺、法相宗的大慈恩寺、华严宗的大华严寺、密宗的大兴善寺等。这些寺院在历史上，又往往留下了这些宗派祖师大德的足迹。像香积寺与善导大师、少林寺与达摩大师、华严寺与法藏大师、净业寺与道宣大师、国清寺与智者大师、草堂寺与罗什大师、大慈恩寺与玄奘大师、大兴善寺与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等密教大师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寺院悠久传统的存在，就使各个宗派有了一种有形的物质归属感！

 

中华祖庭文化对于其他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朝鲜为例，如新罗僧慈藏入唐，回国于通度寺创朝鲜律宗；元晓与义湘入唐后创华严宗二派；高丽义天入宋后回国创天台宗；宋元间知讷创曹溪禅，并改松广山为曹溪山。而在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最澄大师从天台诸师学习天台教观，归国后在比睿山创立日本天台宗。后来日莲上人又在比睿山学习天台宗，并依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建立了日莲宗。因此日莲宗徒就将草堂寺作为其在中国的祖庭，并尊鸠摩罗什为初祖。同样道理日本的净土宗与净土真宗虽然在教义上有差异，但都尊崇善导大师与香积寺。这些都可以看到是汉传佛教在东亚宗教体系之中的核心地位！

 

新加坡汉传佛教的历史也与此异曲同工，在十九世纪末，一大批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与广东的祖师大德筚路蓝缕，来到新加坡开辟了佛教的新天地，并在本地华人之中传播佛教的信仰。而佛教寺院与宗乡会馆也就成为了流离在外的海外华人的避难之所与精神家园。而到了二十世纪，圆瑛、太虚、慈航、法舫等近现代佛教复兴与人间佛教兴起的重要教界长老，也都与新加坡有着甚深的法缘。而就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新加坡佛教总会也得以成立，这代表着新加坡制度型佛教的最后成型与确立。

 

新加坡是一个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仅就佛教而言，本地就有南传、藏传等多种派系，而汉传佛教则是新加坡华人最为重要的信仰。因此，我们寺院也秉承传统，把弘扬汉传佛教当成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中，佛教在世界上的传播依然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而在此之中，汉传佛教传播的势头又远远比不上南传与藏传佛教。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南传与汉传佛教，很早就已经开始利用英语来作为传播工具。而在此方面，汉传佛教在英语人才的培养方面，则远远落后于时代的需要。因此，这也就成了十多年前我想要利用新加坡的区域与语言优势，来兴办一所注重中英文双语教育的现代化佛学院的初衷。

 

也许，比起中国的不少同行，比如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我们仍处在起步阶段，因此有不少不足。但我们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我们要培养能够以“中英双语”来弘扬汉传佛教的僧才！从我们这里毕业的学僧，有些继续去欧美或者亚洲其他地区的大学中攻读以英语为教学语的佛教博士学位；有些则回到本国，如斯里兰卡、缅甸、老挝、越南以及中国继续弘法，如果他们本来是来自南传或者藏传佛教传统，他们对于汉传佛教一定会有更深的了解；如果他们来自汉传佛教传统，他们在新加坡佛学院一定会结识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法友，并且他们也可以用更为流利的英语来与其他国家的朋友进行交流，而他们的眼界也将更为开阔。这也正是我们这座寺院，我们这所佛学院以自己的方式来报答对汉传佛教祖师大德的感恩之情！

 

汉传佛教要走出去，但也要回过头来！佛教的故乡是在印度，但汉传佛教的故乡则是在中国！所以，我们可以说某一个宗派的祖庭是在某地的某一座寺院。但归根到底，全世界汉传佛教徒，都只有一个祖庭，那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