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和载体。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是中华民族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她不仅蕴藏着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而且凝聚着民族交融的历史结晶。收藏并展示我国古代汉藏金铜佛像，是彰显佛教文化艺术的弘法之举，文明之举，爱国之举。历史将为今天的浙江和杭州、为今天的展览和论坛涂下一笔浓墨重彩！

 

　　这次论坛的主旨是“汉藏佛教艺术交融与国家文化认同”。这个主旨的确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刚才发言的汤黎路副主席和各位教授专家都认为，汉藏佛教交融是汉藏民族交融的重要纽带，文化认同则是国家认同核心内容。沈卫荣教授曾多次强调：“像在中国这样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具有多元文化传统的国家内，如果我们不首先确立一个包括所有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国学）认同，而片面地鼓励各个民族构建各自的文化认同，传承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那么这样的努力就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离心力量。”沈卫荣教授是当代著名的藏学家，他的这些深刻独到的见解，对我们研究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研究李巍先生收藏的古代汉藏金铜佛像，进一步拓展了思路。

 

　　收藏家李巍同志是我忘年之交的战友，他呕心沥血收藏金铜佛像40余年，我跟踪随访30余年。虽然对其珍贵藏品仅知皮毛之一二，但通过对千余件藏品的解读我感悟到：汉藏佛教文化之所以能互尊互补、汉藏佛教造像之所以能共存共荣，根本原因是这两种文化在其深层次的历史进程和跨地域的现实表征中，有着大同小异的传统观念和理性辩证的感情认知。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认同一个国家。从元朝西藏被纳入华夏一统之后，西藏僧俗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与时俱进，中央王朝对西藏的辖治也与时俱进。尽管这期间大英帝国曾多次妄图吞并西藏，但都遭到藏族同胞的强烈反抗。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金铜佛像鉴定家王家鹏先生从有关史料中发现：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舰进攻广州受挫，改道北上窜扰浙江海岸。一支由四川大金川和瓦寺派遣的2000多人的藏族队伍，于1842年（道光二十三年）驰抵浙东支援海防。大金川的团练和瓦寺宣慰使所辖士兵都曾在乾隆年间击败廊尔喀战争中立有战功。他们在宁波的抗英战争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气吞山河、血染海疆的壮歌。

 

　　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清王朝彻底滑向崩溃的边缘，英国趁机加紧了侵略西藏的步伐。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1902年英属印度总督乔治•寇松多次致信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希望与他单独对话，妄图胁迫西藏政府对其开放门户。十三世达赖洞察其奸，严词拒绝。寇松惊叹：“这真是世界上最稀奇古怪、不可理解的事情。在离我们边界只有200英里的地方，竟然有一个赤手空拳的和尚敢于蔑视我们。”恼羞成怒的荚国殖民主义者，在与沙皇俄国的竞争中，加快扩大殖民地盘，大肆掠夺西藏资源。1904年英国万人武装使团在其政治专员荣赫鹏率领下，由中锡边境向亚东峡谷挺进。消息传到拉萨后，十三世达赖在清政府驻藏大臣裕钢的支持下，大义凛然地发出号召：“全藏僧侣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在这位爱国爱藏爱教的大喇嘛号召下，入侵英军一路遭遇藏族僧众和兵民的顽强抵抗，遇到了他们占领印度时没有遇到过的重大伤亡。英军在江孜抢劫紫金寺时，僧侣们奋不顾身保护寺庙和文物，几十名英军无一生还，寺内僧人亦全部战死。在抗击英军的血战中，英军炮兵指挥官扎聂萨海被从林芝赶来救援的藏兵用大刀砍成两段，同时被砍死的还有15名英军。英军医生感慨：“西藏人的英勇举世无双。”在英军付出了极大代价之后，7月7日江孜宗城堡失陷，500多名弹尽粮绝的藏兵全部跳崖牺牲。

 

　　在抗击英国殖民者的多次战斗中，使用冷兵器的藏族兵民，面对英军的洋枪洋炮，前赴后继，浴血奋战，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意志，他们以视死如归的精神捍卫雪域山河，以血肉之躯向自己的祖国效忠，可歌可泣，永世流芳。

 

　　元明清时期，内地多次农民起义推翻中央王朝，但在广大藏族同胞中，除了少数分裂势力与清王朝有过对抗外，藏区僧侣民众并未与之呼应。这种对中央王朝的认可度实际上反映了藏族同胞对自己祖国的归属感和效忠心。在这方面已故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堪称爱国爱藏爱教的伟大楷模。

 

　　十世班禅坐床以后，多次受到藏内外分裂势力的挑唆和策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怀教育下，十世班禅不为分裂势力所盅惑。1956年冬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班禅应邀出访印度，参加佛祖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一小撮敌对势力乘机煽动达赖和班禅宣布“西藏独立”，遭到班禅的断然拒绝。不久他向随后访问印度的周恩来总理表示了爱国爱藏的不二决心并提前回国。“文革”期间班禅蒙冤坐牢10年之久，出狱后依然不改初心，在讲经传法中始终坚持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团结、宗教要服从宪法的主张，在我国宗教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告慰十世班禅，26岁的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坐床以来，继承他的衣钵和遗愿，在法事活动中已经表现出高僧大德的风范，这对于弘扬佛教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藏传佛教的优良传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过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在他们的策划煽动下，从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到现在，拉萨先后有过4次骚乱或暴乱，这些破坏活动虽然猖狂一时，但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因受蒙蔽而卷入其中的僧侣，经教育开导后绝大多数幡然悔悟。事实再次表明，藏区广大僧俗民众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信念始终坚如磐石。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敌对势力不会放弃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还会变换手法继续捣乱破坏，但这只能是他们梦枕黄粱、一厢情愿的痴迷意淫。分裂势力屡次失败的结局，让佛教信众们更加清醒地看到，统一的多元的包容的多民族的中国根脉，在藏区僧俗民众的心中越扎越深，祖国无可替代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广袤藏区越来越大。

 

　　西藏自治区是全民信教的地区，这种越来越强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转化为藏传佛教和藏区僧众对国家越来越强的认同感。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有了这个共同的血脉基础，也就从根本上形成了命运的共同体，利益的共同体，交融的共同体。

 

　　自古以来，紧紧围绕利益和权力的宗教纷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中断。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之间甚至发生过多次战争，十字军8次东征，竟然打了快200年。其中7次是针对伊斯兰教地区的战争。即使在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斗争也十分尖锐。十字军第4次东征，就是与基督教的另一派东正教拜占庭帝国开打的，动因还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在中东地区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多年，看样子还得继续打下去。这其中固然有外国势力插手搅局的原因，但教派之间的逐利性大于包容性，甚至把教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是一条重要根源。所以说国家认同和宗教包容，是同一宗教的不同流派乃至不同宗教之间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根本前提。

 

　　佛教主张普度众生，倡导和合圆融，既没有强烈的排他性，也没有强烈的征服性，更多的是平和宽厚，以理服人。所以佛教在佛教历史上从来未有发动战争扩大影响的记载。当佛教传到一个新的地域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吸收融合当地的文化乃至认同当地的主流文化，并置国家利益于宗教利益之上，这是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根本区别，也是各地佛教的共同特点。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就是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

 

　　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根本利益上应当是一致的。即使在标榜“民主”的西方国家，宗教同样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更不允许宗教利益超越国家利益。以美国为例，美国人的宗教观念很复杂，但维护国家利益的态度是不会含糊的。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现在有260多个宗教派别，33万个地方宗教团体。虽然各自教义和修行方式差异很大，但除了宗教极端分子以外，不同教派以国家认同为前提，彼此融合，相安无事，大家都为一个美国祈福，都为“我是美国人”骄傲。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已经步入风烛残年却仍然流落海外、寄人篱下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有朝一日也可能迷途知返，叶落归根，回到祖国的怀抱。

 

　　其二，认同一个佛祖。无论是藏传佛教的4大派，还是汉传佛教的8大宗，乃至南传佛教的各个流派，大家都把传说生于古印度北部迦吡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释迦牟尼视为佛教始祖。认为释迦牟尼不仅是佛、法、僧“三宝”的集大成者，还是第一个讲经传法的凡世超人，这使释迦牟尼在世界佛教信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圣誉。已故藏学宗师王尧先生在其《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一文中，赞美太虚法师首创的缙云山汉藏教理院“文字虽异，教理一家，千江映月，同是一月”，这是对“佛家千门，共尊一祖”的生动写照。

 

　　在汉传佛教的寺庙中，大雄宝殿无论规模大小，都有释加牟尼的塑像，或坐或立或卧，法相庄严，神态慈祥。信众供奉香火，也主要是向释迦牟尼顶礼膜拜。藏传佛教最早修行佛、法、僧“三宝”的第一座寺庙——桑耶寺，其宏伟建筑集汉、藏、印三种风格于一体，是西藏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寺庙。这座寺庙大雄宝殿中供奉的释迦牟尼法相，是建寺时用哈布山上的整块巨石雕刻的。像高3.9米，头戴宝冠，身着僧衣，偏袒右肩，身披袈裟，手持接引印，结跏趺坐，给人以祥和睿智的强烈印象，让膜拜者心灵震撼，神思遥远，久久不能忘怀。

 

　　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雕像，传说是佛陀在世时按照其身高和真容塑造的。自古以来藏区僧俗信众对这尊佛像崇拜之虔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藏传佛教信众祖祖辈辈笃信，瞻仰朝拜这尊佛祖圣像能为家人带来终生祈愿的福祉。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僧俗信众的真诚与坚持。无论春夏秋冬，那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善男信女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五体投地的前往瞻仰拜谒，向往肉身消亡后灵魂在极乐世界的理想天国安存。被誉为藏传佛教皇家寺庙的北京雍和宫，大殿供奉的三座佛像，释迦牟尼同样居中而坐。这足以说明，即使崇拜藏传佛教的清朝皇室，佛陀的智慧与慈悲在他们心中也是至高无上的。

 

　　为了使心中的释迦牟尼具有超自然的神力。佛教信众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为佛陀的身世和修持锦上添花，从大纵深、多维度、全方位赋予佛陀许多神秘莫测的传说，而且故事离奇，内容玄奥，引人入胜。久而久之把本来是王子贵胄的释迦牟尼加以神化，使其成为“一德立而百善从之”的救世圣人。正是在汉藏信众梦笔生花的传说中，为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增加了更多神秘的宗教色彩。其中密宗修而不宣的殊胜仪轨和鲜为人知的修行方式，又为广大教徒注入了虔诚修炼、矢志不渝的信仰定力。

 

　　其三，认同一个渊源。汉藏佛教对于佛教发源于古印度的迦吡罗卫国早已形成共识，即使在信奉小乘佛教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我国云南的傣族、景颇族地区，教徒对佛教的发祥地同样不持异见。佛教传入中原与传入藏区的时间虽然有早有晚，路径也不尽相同，但对释迦牟尼的王子身份、苦修过程、参悟真谛、立身成佛、游方传教的故事都深信不疑，这正是汉藏佛教同源殊途、认祖归宗最核心的文化传承。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同属于大乘佛教，这使两派的血脉渊源更加亲近。汉藏佛教在其流变过程中受路径、地域、民族、时代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仪轨、仪礼、仪仗上形成了各自的特征或表现，但共同保留着佛教基本的修行方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绵延不绝的文化，是保证一个民族生命活力的全部要素。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涵化异邦文化，发展本土文化的历史。

 

　　从汉藏佛教造像艺术风格互相融合的过程，也能看出佛教各派对其渊源的认同。早期的西藏佛教造像受克什米尔造像以及东北印度波罗王朝造像风格的影响，线条僵硬，造型稚拙。黄明信先生引自《巴协》一书关于修建桑耶寺的记载说：圣庭母殿建成后，从殿中走出一个汉人，手持一盏油漆，一束笔，口说：“吐蕃君王建神殿，绘像造像我最能。”招来之后，彼问：“造像依印度型？依汉型？”计议之下堪布云：“佛降世于印度，当用印度型，” 赞普说：“用吐蕃型可望使吐蕃耽著罪恶之人生信，无论如何要依吐蕃风格。”但今天看来，桑耶寺的诸佛造像依然打着象雄佛教造像的印记。

 

　　十四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汉藏文化交流的频度增多，西藏佛教造像受汉文化的影响日益彰显。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比例协调，造型准确，细部刻画生动，五官端庄优美。受克什米尔造像影响的元素已被弱化，简化，淡化，代之呈现的是本土的、成熟的、恰到好处的新颖造型，展现的是精美曼妙的艺术风韵。同时期的明代宫廷佛教造像，不断吸收藏区造像的特点，与中原造像元素互补融合，博采所长，从而为我们留下了美轮美奂的永宣佛像。这类佛像不仅是佛教信徒眼中的瑰宝，也是世俗民众收藏的珍品，甚至还是异教徒爱不释手的传世家珍，前面我们说到的荣赫鹏就是其中的典型事例。

 

　　1940年9月7日，纳粹德国的飞机轰炸伦敦时，荣赫鹏宅邸被炸，瓦砾堆中仅存的完好物品竟然是他从西藏带回的一尊佛像。1942年荣赫鹏死后，那尊佛像也被安放在他的棺木上面。这个在西藏大开杀戒的刽子手如此珍重佛像，自然不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后人只能设想他渴望得到的心灵慰藉不只是耶稣，应当还有佛祖释迦牟尼。这个史实足以说明，旷世精美的金铜佛像魅力，早已超越宗教信仰的界限，成为人类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

 

　　其四，认同一个典籍。作为佛教最神圣的典籍，《大藏经》即《一切经》是佛教各个流派共同奉行的根本法典和行为准则。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大藏经》有多种文字翻译的版本。虽然内容和译法不尽相同，但以梵文为发端，在汉、藏、蒙、满、西夏、巴利文之间多次转译互补，都没有偏离经、律、论“三藏”和佛、法、僧“三宝”。即使藏传佛教的《大藏经》由《丹珠尔》、《甘珠尔》两大部分合成，“三藏”、“三宝”也仍然是贯通全部经文的主轴和核心。

 

　　沈卫荣先生在其主编的《汉藏佛学研究：文本、人物、图像和历史》的《导论》中指出：“明代印藏佛教和汉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其前代元朝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已经出现了对汉传显教和藏传密教的整合和圆融，乃至兼容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尝试，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今天看来，无论是国内外学者对敦煌文献深入解读的新成果，还是对黑水城出土文献破译的新发现，《大藏经》作为佛教的总纲都是不容置疑的。

 

　　汉藏佛教历代的高僧大德都十分重视佛教典籍的译著和整理。王尧先生在《汉经融藏典，教理叩禅关》一文中曾提到，1932年8月法尊法师由太虚大师函召自西藏归来，担任缙云山汉藏教理院代理院长。18年间不但亲自施教传法，为了补全藏文《大藏经》所缺的《大毗婆沙论》，法尊法师在讲经传法之余，夜以继日的亲手将此经译成藏文，积稿盈尺，一时传为士林佳话。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在《汉藏佛学研究的意义和建议》中也认为：“汉藏佛教各自流传至今的数千卷典籍，正是佛法旺盛生命力的历史证明。汉藏佛学研究应当不仅仅是研究历史中的佛学思想，更重要的是提出适应时代的佛学新理论、新成果，推进当代佛学思想的创新。”从学术界已经揭示出的文献内容看，佛教传入中国后能够绵延几千年而生生不息，是同其对自身的思想体系革故鼎新分不开的。佛学思想只有在顺应时代因缘，响应时代要求中不断前进，古老典籍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其五，认同一个宗旨。这里所说的宗旨是指佛教信仰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慈悲为怀、以善为本、普度众生可以说是佛教的宗旨取向。转凡如圣，转恶向善，转迷为悟也可以说是佛教的宗旨取向。蜀汉刘备所说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而我国民间的普遍看法则更简明更扼要，认为佛教就是劝人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做个善良人、纯正人、灵魂干净的人。老百姓这样的表述不仅生动形象，还蕴涵着佛教世俗化直白朴素而又深刻镌永的哲理。

 

　　佛教立教以来，始终重视人的心灵和道德的进步与觉悟。信徒依照佛陀的修行方法，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痛苦，断绝一切烦恼，得到终极解脱。佛教否定宿命论，认为人有命运，但不鼓励人听天由命，而是希望人在修持中觉悟慧根，开创命运。佛教的教义还认为，坏的命运可以植善因缘而加以改变，好的命运不加修善维护，也会失却堕落，玷污灵魂。

 

　　为了践行宗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要求信徒不仅要熟悉教义，信仰“三宝”，奉行“三藏”，还要恪守“五戒”。据佛典记载，佛陀在传道之初，信奉者尚能注意道德自律。后来因信众增加，良莠混杂，行为失范，佛陀便开始制定一些禁条，以确保佛教宗旨的实现和僧众行为的端正。所谓“如来制戒在慑僧”，就是指的这种现象。藏传佛教在践行“五戒”基础上发展的“十善”，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对于规范信众的伦理道德，保证佛教宗旨衣钵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看来，“五戒”、“十善”不仅是我们构建精神文明的积极因素，也是提高僧俗民众情智素质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藏传佛教具有更大的潜力。1983年秋，我在新疆昭苏县蒙古族喇嘛庙目睹了十世班禅为信众摸顶的盛况。当时的震撼让人想到，大力倡导信徒正己修身的精神内省与和合圆融的价值取向，对于保持藏区的稳定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据有关部门对西藏74个县市、719个乡镇统计，1965年有寺庙361座，僧侣6248人。现在有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座，僧侣46000多人。另有苯教寺庙88座，清真寺4座，天主教堂1座。充分发挥这些寺庙和教徒在西藏各项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引导他们在善念善言善行中释放正能量，抵制分裂势力和消极因素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西藏宗教界应该担当也能够担当的重要使命。     

 

　　近几年我们强调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内涵和外延上都融合了佛教的宗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我国所有宗教及其流派都应当践行的目标、取向和准则。宗教信众首先应当是守法公民。引导信众践行宗旨，断恶扬善，在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为宗教注入新的发展活力，提供新的人文环境，构建新的社会基础。这是宗教除弊积利，自我扬弃的必由之路。

 

　　王尧先生在其《汉藏佛教交融，汉藏佛像辉映》一文的结尾写道：“展示汉藏、藏汉佛教艺术特点，不但对于我们重温汉藏佛教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历史，建立汉藏两个民族之间文化和情感上的亲和关系大有助益，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这一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民族认同，树立起各个民族同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同样具有极其总要的意义。”这是一代藏学宗师对后人的嘱托，更是汉藏佛学界应当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