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辟河西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之后，武威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姑臧（今凉州区）一直作为武威郡的治所。从汉至隋唐，历代王朝在这里或设郡置府或建立国都，致力经营，使它成为长安以西的大都会，中西交通的咽喉，丝绸之路的重镇，民族文化交融的熔炉。作为西方古代民族文化之一的佛教，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逐步传入中国。自汉代以后，中外僧人来往日益频繁，他们为了“法流东土，泽及众生”，不惜逾越沙险，涉渡流波，为中国带来了佛教文化。地处中西交通要津的甘肃河西走廊东端的凉州，一度高僧云集，开坛说法，卓锡译经，佛学盛行，在我国佛教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多彩的浪花。

 

凉州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的“第二故乡”

    佛教，从公元前6世纪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诞生之后，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时，在我国西北龟兹、于阗等地，已有了传播的迹象。佛教何时传入中原内地，历来说法不一，笼统地讲，佛教入华当在汉通西域之后（约在公元纪年前后）。张骞出使西域“始闻浮图之教”。后汉明帝夜梦金人后，“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明帝嗣王之一的楚王英首皈佛教，“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至于佛教在民间传播，那就更晚一些了。据史书记载，约在2世纪末，佛教开始在凉州民间逐渐传播开来，而且也影响了一批致力于经学的名人儒士，如凉州经学大师马融开始研究佛教，他不但支持僧人翻译佛经，而且在学馆内讲析佛法。?

    佛教进入凉州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5)《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西夏碑）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自周至晋，千有余载，中间兴废，经典莫纪，张轨称制凉……宫中数多灵瑞，天锡异其事，时有人谓天锡曰：自昔阿育王奉佛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宫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锡遂舍其宫，就其地建塔……巍巍宝塔，肇基阿育。”清康熙二十一年立的《重修白塔寺碑记》载：“昔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甘州之万寿塔与凉州之姑洗塔居其二焉。”唐天宝元年(742)《凉州御山瑞像因缘记碑》中记载，凉州有“白马寺”，我们推断，凉州的白马寺应早于洛阳的白马寺。以上从这些碑文的记载中，反映了凉州早期佛教的一些情况。    

    中原佛教转盛之际，凉州佛教亦趋兴旺，而与中原佛教相比，亦属较早较盛之列，这是凉州所处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凉州处东西交通要冲，是古代西北各族人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散地，西方传教由陆路入华，首先到达凉州。因此这里尤为文化交融之地，较早接触了佛教，且在安定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佛教先在这里或多或少受到影响，然后才逐步传入内地。其次，河西一带都是“华戎所交”的重要地方，域外僧人进入中原前，在这里学习汉语，熟悉民风，西行僧人也在这里打点粮秣，熟悉西域语言。于是中外僧人在此直接交流，使凉州佛教文化发展又获得了一个良好条件。再次，凉州地区有较强的汉晋文化传统，当佛教传入时，这里的人民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一种信仰形式。还有一点，就是少数民族容易接受佛教，据史料记载，商周时期，凉州是西戎(羌族的祖先)部落的驻牧之地，秦汉时期，被月氏所占据，之后，北方的匈奴逐渐强大起来，赶走了月氏，统治了凉州及整个河西走廊。凉州是匈奴、氐、鲜卑、羌等族居住的地方。这些少数民族不仅都容易接受佛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儒教统治产生了一种抵制。而后，汉族统治者逐渐明白佛教是可以利用的，可以帮助和维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所以佛教较早的得以在凉州顺利发展。著名学者多识教授曾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分为两站，第一站是中国境内的高昌、龟兹、于阗等国，第二站便是凉州。他说：“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古凉州，在中原和西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曾经起到过交通枢纽和货运中转站的作用。从西域传来的佛教从河西走廊凉州，二次辐射到了中原各地。因此，河西走廊凉州可以称作佛教的第二故乡。”

 

凉州是十六国时期中国西北佛教文化发展的中心

    西晋建立不久，王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相互攻打，史称“八王之乱”。地方势力和北方少数民族乘机反晋，形成了东晋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这一时期，五胡内迁，内地呈现一片混乱，河西地区先后被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政权控制，史称“五凉”。五个凉国中除西凉之外，其余均曾建都于姑臧(今凉州区)。这一时期，佛教事业发达，各政权的统治者又崇信佛教，凉州成为我国西北佛教文化发展的中心。

    前凉一代雄踞凉州，自张轨永宁元年辛酉至天锡咸安六年丙子，凡9主,76年，就已重视佛教事业。《开元释教录·总录》卷四记：“外国优婆塞一人，译经四部六卷，见存一部，亡三部。优婆塞支施仑，月支人，博综众经，来游凉土，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译。以咸安三年癸酉，以凉州内正厅后湛露轩下，出须赖经四部。龟兹王世子帛延传语，常侍西海赵潇、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三人笔受，沙门释常慧、释进行同在会证。”《魏书·释老志》也说：  “凉州自轨后，世信佛教。”张天锡还舍宫建塔修寺。唐景云二年《凉州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记载：“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升平之年所置，本名宏藏寺，后改置大云。”宏藏寺“花楼院有七级木浮图，即张氏建寺之日造，高一百八十尺，层列周围二十八间，面列四户八窗，一一相似。屋巍巍以崇立，殿赫赫以宏敞……”可见当时前凉信奉佛教的盛况。不仅如此，当时在凉州佛经写译成就也不小，晋咸安二年(372)，在凉州的沙门慧常写出《关赞》《渐备》《须赖》《首楞严》四经，送给正在襄阳的释道安，释道安所撰经录中专门列有《凉土异经录》，有59部79卷之多，可见凉州译经既早又多。 

    自前凉以后，凉州一度曾成为中国北部佛教文化的中心，不仅表现在当时石窟的开凿、寺塔的兴建，而且还表现在许多著名高僧在这里长期停留、开坛讲经、翻译著述等方面。 

    河西一带遗存至今的石窟不下数十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北凉时开凿的。现在凉州区境内就有位于城东南40公里处的天梯山石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北凉沮渠蒙逊“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法苑珠林》卷14中也载：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据有凉土30余载，  “于州南百里开凿石窟，规模宏大，千变万化，警弦心目。”从以上可以看出凉州天梯山石窟当时开凿的规模。据明正统十三年刘永城《重修凉州广善寺铭》可知，天梯山石窟在明代还有窟龛26个，但因地质不佳，后经地震，崩塌了不少，在上世纪50年代修水库搬迁时，仅存1 3窟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还载：“凉州石窟瑞象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2O余载，陇西五凉，斯其最久盛。专崇佛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室，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又载：“北凉河西王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在于山寺。”《释迦方志·通局编》也载：“凉州南洪崖窟，沮渠蒙逊所造，碑寺现存。有塑圣僧常自行道，人来便止，人去寻行。故其旁侧足迹纳尔，斯徒众矣，不可具云。”以上对北凉石窟的记载，说明当时佛教之盛况。姑臧为北凉都城，今凉州周围还应有不少北凉石窟遗存，但是只见于文献记载而未发现遗址。除此之外，在北凉时开凿的石窟，在现存河西的石窟中，敦煌的莫高窟、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金塔寺石窟中都有北凉开凿的早期洞窟。?

    寺塔的兴造也不少。《魏书·释老志》载：“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寺，盖其遗迹焉。”这里讲到魏晋时姑臧阿育寺，还有现存的凉州大云寺、尹台寺、罗什寺、安国寺等，都是这一时期兴起的寺院。《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还记载：公元423年，僧人昙摩密从龟兹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榛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净。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凉州等地的佛寺规模。 

    佛教文化的传播不仅仅在于对石窟的开凿或寺院的兴起，更重要的是对佛经的翻译和著述。从敦煌出土的许多写经中可以看到，有些经卷上标明写经地点就在凉州。最早在西域和河西等地译经的是魏晋之际的河西名僧竺法护（231—308），他一生所译佛经有159部之多，是佛教入华以来译经最多的一位名僧。晋“永嘉之乱”后，他携带所译诸经避居凉土，专门从事佛经翻译，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凉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大师鸠摩罗什（344—413）。鸠摩罗什在龟兹时，前秦苻坚即已素闻其名，乃遣骁将吕光率师7万西伐龟兹，而敦请鸠摩罗什入中原。晋太元十年（385），鸠摩罗什随吕光旋师回京，吕光已闻苻坚经“淝水之战”遭到溃败，被部将姚苌所杀，便不再东进，在姑臧称王，建立了后凉，建元太安。此后鸠摩罗什滞留凉州17年，研习佛学，学习汉文，为他后来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他在长安翻译佛经70余部、384卷，成为我国历史上佛经三大翻译家之一，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中国佛教史乃至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公元397年，沮渠蒙逊建北凉，次年李暠建西凉。沮渠蒙逊先据张掖，411年据有姑臧，乃迁都姑臧。421年蒙逊灭西凉，完全控制河西。北凉控制范围大，比较稳定繁荣，交通西域各城邦，且统治者崇尚佛教。因此，在439 年北凉灭亡前的43年中，北凉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凉佛教主要表现在对佛经的宣译上。北凉译人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昙无谶、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等人，其中最负盛名的为昙无谶。沮渠蒙逊定鼎河西，昙无谶遂于玄始中到达北凉都城姑臧，在此学习汉语三年。“河西王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以后他与河西沙门惠嵩、道朗等合作，相继译出《大般涅槃经》36卷、《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王虚空藏经》5卷、《方等大云经》4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海龙王经》4卷、《菩萨地持经》8卷、《菩萨戒本》1卷、《优婆塞戒》7卷、《菩萨戒优婆塞戒坛文》1卷。昙无谶在姑臧宣译，使河西一带成为译经据点，其成就可与鸠摩罗什媲美。他所译的经卷，影响颇大。《法苑珠林》载：“沙门讲道，驰往敦煌，躬自接受，凉州道朗，西土之望，感有瑞梦，亦屈年从进受戒，于是受者有三千人。”沮渠牧键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君王，对译经非常重视，在译《大毗婆沙经》时，规模巨大，邀请本地300多僧人通力合作，用了15年时间才译完这部长达一万卷的巨经。后沮渠兴国又组织500多人翻译《优婆塞戒经》，规模空前。像北凉这样译经者颇多，统治者又重视，这在十六国时期是绝无仅有的。

 

凉州在藏传佛教向中原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汉魏、两晋、南北朝，至初唐发展到鼎盛时期。作为中国佛教文化传播的“第二故乡”凉州，佛教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历经几个朝代的罗什寺，经唐朝大将尉迟敬德的修缮，更加宏伟壮丽，并在此举办了一次北凉到盛唐时期数百年间凉州最大的一次佛事活动。特别是唐贞观三年（629）农历八月，著名高僧唐玄奘西天取经路过凉州，在此停留月余，讲经说法，弘扬佛教，对凉州地区佛教的发展和兴旺发挥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并影响到了河西各地。武则天时期，佛教如日中天，威炎日炽，凉州前凉时建的宏藏寺改名大云寺，成为河西地区传播佛教的重要寺院。西夏时期，大云寺改名为护国寺，并在崇宗天祐五年（1095）得到大规模修缮，并立了《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即《西夏碑》），成为西夏佛教的中心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蒙元时期，蒙藏统治者在凉州不但完成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统一大业，而且使这里成为藏传佛教萨迦派传入并兴盛中原的始发之地，为各民族文化交流和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佛教传播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239年，蒙古汗国西路军统帅，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率军北上，“开府凉州”，并派部将多达那波领兵入藏。阔端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邀请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简称萨班）到凉州商谈，完成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大业，他们以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载入史册。萨班完成历史使命后，便留驻凉州，弘扬佛法，并相继建成了海藏、莲花、金塔、白塔四部寺，连同城内的大云寺，成为传播藏传佛教的重要场所，给这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佛教文化——藏传佛教萨迦派，为蒙元皈依和接受藏传佛教奠定了基础。萨迦派始于公元11世纪，历史悠久，仅次于宁玛派。萨迦派经萨班大师及其侄子八思巴在中原弘扬后，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实行了“唯萨迦独尊”的国策，使萨迦派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后八思巴成为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兼领总制院，统领全国佛教，对藏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萨班去世后，阔端为他在凉州修建了安葬骨灰的白塔及寺院，使凉州成为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地。这一时期，凉州及凉州藏区（今天祝藏族自治县）佛教昌盛，成为藏传佛教传入中原并兴盛的发展中心。 

    明清时期，佛教在凉州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洪武十六年（1383），由在凉州坐禅的日本僧人志满募捐重修大云寺，使古寺重见光彩，留下了一段中日人民友好的佳话。明正统十年（1445），明英宗敕书颁赐给凉州大寺院汉文版大藏经一套共4000多卷，为今天留下了重要的佛教经典。海藏主持际善法师经八年跋涉，克服重重困难，步行到北京请经，请回明版大藏经6820卷，使海藏寺名副其实。天祝出生的章嘉活佛，被清雍正皇帝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乾隆年间钦定为左翼领班，掌印札萨克，位居上首，统领全国释教，他的佛教著作，对佛教事业发展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这一切，都使凉州在中国佛教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占有重要的一席。

 

凉州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凉州作为历史上西北的军事、经济、政治的重心和都会，自然形成了西北的文化中心，是西方宗教尤其是佛教文化东传的必由之路。因此，从佛教传播一开始，便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中原的相对隔绝，也由于当时统治者的崇奉提倡，佛教首先在这里留驻兴发，然后开始了它中国化的进程。佛教流寓敦煌，先世为月氏人的竺法护，能“口敷晋言”，自译佛书，被称为“敦煌菩萨”，说明外来的佛教在这里已生根。而这里又自视为佛教的胜境，并推戴出了自己的大师。苻坚命吕光西征龟兹迎回的鸠摩罗什，因前秦败亡而停留凉州17年，使他精习了汉语，以致后来去长安译经时，译文“文美义足”，适合汉人诵习研讨，大大扩大了佛教在中原的影响，促进了它的广泛流传，从而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北凉亡后，凉州佛教对中原佛教的巨大推动作用就更为明显了。公元4 3 9年，北魏灭了北凉，“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并且“徙凉州三万余家于京师（平城）”，其中包括数千僧侣，从此“沙门佛事皆俱东”，魏文帝时，相继任僧统的师相和昙曜皆为凉州高僧。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前，平城活动着很多凉州去的僧人，如太武帝灭佛前曾隐居麦积山的北方著名禅师玄高就被迎至平城，并被请为太子拓跋晃师。值得一提的是昙曜还在平城西武州塞主持修造了现存云岗石窟最早的一批石窟，并且北魏灭北凉后，徙凉州三万多户去平城的凉州居民，其中多为达家士族和能工巧匠，为北魏开凿云岗石窟和龙门石窟提供了技术力量。宿白先生在《云岗石窟分期试论》中就说，这一时期石窟，“从窟的安排到各种形象及其细部的雕刻技术，水平都很高，这决不是北魏恢复佛教后不久就能产生的。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一组石窟及其造像和各种特点，看作是前一期特征的延长。”这里所说的“前一期”应包括北凉灭亡以前，凉州地区的石窟兴造，如果是这样的话，云岗石窟原源于凉州也是很清楚的。北魏时期凉州僧人进入中原的很多，直接推动了中原佛教的发展，凉州僧人还多出入于北魏权门之间，从上层对北魏佛教产生了巨大影响。 

    《高僧传·译经篇后论》曰：“传译之功尚矣，固无得而称焉。”译经对于佛教传播的作用是很大的。凉州地区民族众多，语言交流较为方便，以语言特长为传译做出贡献是对中原佛教积极作用的又一种表现。北凉时译经甚多，所译经典之中，有《大般涅槃经》《菩萨戒本》《大毗婆沙经》等重要经典，译出不久就流入中原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昙无谶所译的《大般涅槃经》，为凉土所出经典之最重要者，也是四、五世纪时我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所译的大乘《涅槃》，是大乘中观宗重要的典籍，乃中国之所谓涅槃宗之根本经典。《大般涅槃经》阐发“一阐提” （缺乏信心者）皆得成佛的学说，说一切人皆有佛性，开中国大乘佛教之一派，重要之极。据《释迦方志·教相篇》载：昙无谶持《涅槃》原本至于凉土后，“盗者夜窃，举而不超，稽首谢焉。”说明当说《涅槃》已引起僧俗的高度重视。《出三藏记集》曰：《大般涅槃经》者，盖是法身之玄堂，正堂之实称，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凉土此经，在中国佛教文化传播之中，意义非同小可。 

    另外，由于凉州地区相对安定，使许多早期珍贵的佛典得以保存，这也是对我国佛教文化的贡献之一。东晋高僧释道安说法护的《光赞般若经》“寝逸凉土九十一年，几至泯灭。”3世纪末至4世纪下半期，值北方战乱，兵革不息，唯凉州安定，保全了重要经典。我国的早期写经，遗存至今者为数不多，择举最早者，只有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前凉升平十二年（368）的《法句经》，上海博物馆保存的后凉麟嘉五年(393)的《维摩经》，安徽博物馆收藏的北凉神玺三年（399）的《贤劫千佛品经》，北京图书馆保存的西凉建初十二年（416）的《律藏初分第三》等。这些较早而又宝贵的写经，均出于凉州，这既可说明当时凉州佛教相对于中原可称较为发达之地，又可说明凉州保全早期写经是对我国佛教史做出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