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山县，是个有着深厚底蕴的千年古县。早在尧舜禹时期，农祖后稷就教民稼穑于此，这里也因此成为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文化在稷山的发展同样源远流长。

    从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始，佛教逐渐传入中国。佛教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传播得很缓慢，最初佛教仅被当作黄老之术的一种，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直至东汉明帝时，佛教才开始在民间进一步传开，而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逐渐兴起，大小乘佛教的发展遍及中国，流传出来的佛教史料也逐渐丰富起来。

    东汉中晚期，佛教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大小寺庙遍及郡县。从东汉到两晋时稷山的佛教情况，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笔者不敢妄加臆断，而据详实的文史资料，最早见诸记载的是在南北朝时，稷山境内就建有寺院，县内贵族缙绅信奉佛教的不胜枚举。据万历版《稷山县志》记载：北魏至北周时，高粱（稷山古称）境内成规模的寺院，主要坐落于当时的县城中心及周边，繁盛之时，僧侣达二百余人。

    南北朝时烽烟四起、民不聊生，虽然寺庙在兵燹中常有毁坏，但佛教并未因此而衰败。相反由于战争带来的灾难，佛教的发展越加繁荣。但是到了北周时，朝廷推动了大规模的禁佛、灭佛行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禁佛、道二教，经书、佛像尽毁，所有八州内4万多所寺庙尽改为宅第，并强迫相当于北周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三百万僧徒还俗为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进入北周末年至隋唐时期，是该县佛教文化发展的繁盛阶段，据《嘉庆版县志》记载，该县在隋唐时，创建的寺庙达二十几座，最早是隋开皇十二年建在现今小宁村的兴化寺，该寺以壁画最为出名，后毁于战乱，壁画被盗。另外还有唐贞观二年建的润国寺、上元间建的大明寺、圣历间建的广教寺、开元四年创建的崇化寺、永昌间建的寿圣寺、咸亨五年在丈八村建的兴化寺等，这些都是当时佛教在该县繁荣发展的有力佐证。其中受皇帝敕书创建的寺庙有青龙寺，该寺创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是当时工部尚书王政受敕创建的。

    宋金元时，稷山佛教文化的发展依然繁盛，现存的大佛寺就是金代皇统二年建的，还有宋代建的佛峪寺、元皇庆二年建的坦然寺、元代重建的法王庙等。元代受到元世祖忽必烈敕封的有道高僧就有三位。《稷山县志》记载的高僧，宋金元三个朝代最多，这最能彰显佛教在该县的兴盛程度。

    金元朝该县境内高僧大德频出，金朝有创建大佛寺的守志大师、修建广教寺塔的行进法师，而这座广教寺塔（当地人称稷山塔），数百年一直是稷山的标志性建筑，在当地百姓心里有着牢固的地位，在1965年因为塔身裂缝被拆除后，直到现在，人们茶余饭后时常谈起这座塔。

    而元朝的淳德大师，在稷山县城北修建了洞神宫，因为他德高心善，精通经法，元朝皇帝赐其号淳德大师。最有名的是广裕法师，元世祖忽必烈在宫内举行资戒大会，专邀他讲经说法，并赐予其锦斓袈裟。他坐化后，元朝四大家之首的赵孟頫为其撰写碑文。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受皇帝敕令创建的大善寺，这座寺庙曾经声名远播，寺内有一棵古柏大七围，荫可达亩许，是元明清时期著名的稷山十景之一“大善古柏”的所在地。明嘉靖年间的河东三凤之一梁纲曾写有《存柏记》，《弟子规》作者李毓秀曾游览于此，并写有《大善古柏》一诗。

    明清之际，稷山境内的佛教发展已渐趋下路，然各寺院里法事活动依然不断。而县令和文人除到寺院焚香礼佛外，还常把佛寺作为以文会友、消块垒、去惆怅的最佳场所。据各版《稷山县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曾对该县大型寺院进行修葺。像明代名臣杨文卿、王时济都曾写有《登佛阁寺》诗，清代姚廷启、毕际有等都曾主持过大佛寺维修，今天的大佛寺依然保留有明代稷山知县刘一相和神笔梁纲端午节在大佛寺的唱和诗碑。而《稷山县志》记载的县令官员写的与佛教有关的诗文作品达数十篇位。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明清时期，该县佛教发展已不如唐宋金元时，禅林名刹已渐为游赏胜地。

    清末民初，随着社会的动乱，稷山佛教文化彻底走向衰败，各寺院渐无晨钟暮鼓之音，断讲经说法之事，僧去楼空，寺院真正成为闲置的佛教胜地。如该县境内著名的青龙大佛两寺，民国十年后，已经断绝香火，成为荒刹。这不能不说是该县佛教发展之路的终断，也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损失。现在想起，依然让笔者感慨不已，是以撰文略作记载，偏颇失误处，请方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