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始,佛教逐渐传入中国。佛教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传播得很缓慢,最初佛教仅被当作黄老之术的一种,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直至东汉明帝时,佛教才开始在民间进一步传开,而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逐渐兴起,大小乘佛教的发展遍及中国,流传出来的佛教史料也逐渐丰富起来。
东汉中晚期,佛教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大小寺庙遍及郡县。从东汉到两晋时稷山的佛教情况,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笔者不敢妄加臆断,而据详实的文史资料,最早见诸记载的是在南北朝时,稷山境内就建有寺院,县内贵族缙绅信奉佛教的不胜枚举。据万历版《稷山县志》记载:北魏至北周时,高粱(稷山古称)境内成规模的寺院,主要坐落于当时的县城中心及周边,繁盛之时,僧侣达二百余人。
南北朝时烽烟四起、民不聊生,虽然寺庙在兵燹中常有毁坏,但佛教并未因此而衰败。相反由于战争带来的灾难,佛教的发展越加繁荣。但是到了北周时,朝廷推动了大规模的禁佛、灭佛行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禁佛、道二教,经书、佛像尽毁,所有八州内4万多所寺庙尽改为宅第,并强迫相当于北周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三百万僧徒还俗为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进入北周末年至隋唐时期,是该县佛教文化发展的繁盛阶段,据《嘉庆版县志》记载,该县在隋唐时,创建的寺庙达二十几座,最早是隋开皇十二年建在现今小宁村的兴化寺,该寺以壁画最为出名,后毁于战乱,壁画被盗。另外还有唐贞观二年建的润国寺、上元间建的大明寺、圣历间建的广教寺、开元四年创建的崇化寺、永昌间建的寿圣寺、咸亨五年在丈八村建的兴化寺等,这些都是当时佛教在该县繁荣发展的有力佐证。其中受皇帝敕书创建的寺庙有青龙寺,该寺创建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是当时工部尚书王政受敕创建的。
宋金元时,稷山佛教文化的发展依然繁盛,现存的大佛寺就是金代皇统二年建的,还有宋代建的佛峪寺、元皇庆二年建的坦然寺、元代重建的法王庙等。元代受到元世祖忽必烈敕封的有道高僧就有三位。《稷山县志》记载的高僧,宋金元三个朝代最多,这最能彰显佛教在该县的兴盛程度。
金元朝该县境内高僧大德频出,金朝有创建大佛寺的守志大师、修建广教寺塔的行进法师,而这座广教寺塔(当地人称稷山塔),数百年一直是稷山的标志性建筑,在当地百姓心里有着牢固的地位,在1965年因为塔身裂缝被拆除后,直到现在,人们茶余饭后时常谈起这座塔。
而元朝的淳德大师,在稷山县城北修建了洞神宫,因为他德高心善,精通经法,元朝皇帝赐其号淳德大师。最有名的是广裕法师,元世祖忽必烈在宫内举行资戒大会,专邀他讲经说法,并赐予其锦斓袈裟。他坐化后,元朝四大家之首的赵孟頫为其撰写碑文。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受皇帝敕令创建的大善寺,这座寺庙曾经声名远播,寺内有一棵古柏大七围,荫可达亩许,是元明清时期著名的稷山十景之一“大善古柏”的所在地。明嘉靖年间的河东三凤之一梁纲曾写有《存柏记》,《弟子规》作者李毓秀曾游览于此,并写有《大善古柏》一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