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南京的风景名胜景区栖霞山，人们脑海中便会浮现春季樱花、桃花的姹紫嫣红，秋天的满山红叶，更为六朝古刹栖霞寺古朴而恢弘的气势所深深折服。景色之美让清朝乾隆皇帝也流连忘返，并在山中兴土木建行宫，五次来南方巡视在此驻跸，并九次登临栖霞山，他赞誉栖霞山为“第一金陵明秀山”。

 

 

 

 

       栖霞山在南京两千多年的建城史、文化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浓缩了半部金陵文化史”。而佛教文化又在其中占据极重的分量。唐代诗人杜牧在他的诗中吟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由南朝著名隐士名僧绍捐献自己的宅院而创建的栖霞寺，历经一千五百余年的风雨、战乱，几经兴废涅槃重生，今天香火愈益旺盛。其实自南朝始的一千余年中绝非栖霞寺这一处道场，杜牧所说的“四百八十寺”在当时就有相当一部分建在栖霞山，其后的漫长岁月建在山中的寺庙虽废兴不断，但宗教地位依然重要，宗教氛围依然浓厚。随着时代的变迁还凸显出不同特色。

 

 

 

 

       明代文人盛时泰（据焦竑刊印“栖霞小志”序中介绍：盛时泰，字仲文，有文采，落拓不偶，故自放于山巅水涯，驰聘笔墨）所著《栖霞小志》中记述，当时，栖霞山及相邻的摄山一带依然有佛事道场数十处，其中较为知名而具有一些规模的有：净业堂，般若庵，文殊庵，观音庵，大觉庵，古佛庵，法华庵等。在当时较知名的般若庵，原名般若堂。原是明朝初年僧人智旷所建，后年久失修而废驰。明万历年间云游僧人慧光游历到栖霞山白鹿泉，见此处风景绝佳，便“结茅而处”。有一位叫吴一恭的乡绅慕名而来，并以财物相助。“光请於兴善，乃既旧般若台遗址，构堂以居”后来，慧光友人王寅觉得此庵过于简陋，便建议慧光复建曾经名噪一时的般若堂，“因倡众覆为大之，后筑石台”。“石台”既为讲经台。“台广为千寻（一寻八平方尺），高若干尺”。其后，慧光四处搜寻各种精典善本，在堂的四面墙壁勒石，“嵌四十二章金刚遗教三经。既著名的《四十二章经》、《金刚经》、《遗教经》三种经文，在当时名噪僧俗两界。此处风景极佳，庵外崖壁下，僧人们一次偶然开凿竟挖出一眼山泉，“其吐如珍珠，号珍珠泉”。此庵至清代时尚存。乾隆皇帝驻跸栖霞山时还为其题写匾额，写诗称赞之。

 

 

 

 

 

       位于栖霞山西峰之侧的天开岩，另一称呼污西凹。因其悬崖峭壁峻险，山石嶙峋，气势如宏，是文人雅士题字留蹟的理想场所。开天岩上有南唐后王李煜的重臣徐铉，徐锴，北宋张雅圭题刻。明清两代也曾有人题刻。然而，就是这样一处风景绝佳之地，随着岁月的流逝几经荒芜。据盛时泰所记“开天岩俗名污西凹，旧有沈传师祖无择王雱题名，岁久失其所在，乃妄以中峰巨石当之”。人们也信以真。又说“近岁住持兴善，兴禅僧法会，偶使人掘土，得字隐隐有若天开岩三大书者，今时櫵踁本昔日佳处”。已成砍柴人歇脚纳凉的山间野地居然是湮灭已久的文化遗存。后“僧大觉结茅以居，久而渐成屋宇”。僧人们修路植树，开山引流开垦土地、种植蔬菜，游人渐渐多了起来。人们由此处登临西峰，远眺浩浩长江， 俯瞰栖霞美景，“盖不知徙降之劳矣”。由此可见僧侣们的宗教活动在开发和缔造中国大地上自然与文化，人文景观中起着一种极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根据盛时泰的记述，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栖霞山上有很多较小的庵宇，其规模不大，条件极为简陋。如缘缘庵主，“今僧无学名法通者居之。其地虽小然屋宇亦洁通习经教，知书史，茅檐蓆壁.”。另处一庵，由般若庵出来过珍珠泉，拾级而上百余米便是观音庵，而在两者之间的林中有另一小庵，名可容庵，为僧行简所建。简自幼出家鸡鸣寺，后成为灵古寺住持，因年老体衰便来栖霞山隐居。可容庵自然条件很差，日子清苦，但依然日夜在庵内“诵经持咒，信心淳笃”。由此可见别说栖霞山，就是在整个南京地区 杜牧所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如鸡鸣寺，灵谷寺，栖霞寺这般规模者可能为数不多。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更多的所谓寺庙更可能是一些云游四方的僧人或信佛敬佛的信众，选择一些风景绝佳，远离市区噪杂的地方搭建的一些简屋。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心中有佛。条件差一点又有什么关系，这种情况在现今的佛教道场九华山等处也可见一斑。

 

       作为载体，栖霞山自南朝后一千多年的岁月中，不知兴废了多少屋宇寺院，销蚀了多少文人题刻，但却无法磨灭它在南京文化史、宗教史中的崇高地位。如今的栖霞山，浴火重生的六朝古刹栖霞寺必将肩负起传承和发扬光大南京文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