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佛教的发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新形势、新环境也向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中国佛教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化问题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凸显，党和政府还提出了要将发展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发展新战略。那么，当代佛教如何既保持信仰的神圣性，又能时时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特别是城郊佛教如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良好的公众形象，发挥在新农村文化、城乡社会建设中的积极影响，更好地促进佛教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佛教逐渐得到了恢复与重振，其与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得到了广泛认同。

 

佛教之所以能流传数千年，并在现代社会中仍有相当影响，与始终奉行戒律的做法是分不开的。遵照佛陀的教诲，印度佛教十分重视戒律的修持。小乘佛教注重修行者自身的解脱，倡导修习“三学”、“八正道”，其中就包括为善去恶的戒行。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大乘佛教又进一步把追求自身解脱的“三学”扩大为具有社会内容、以自利利他为特点的“六度”，强调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中前四度均属于戒学。可见，在印度佛教中，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都十分强调持戒的重要性，都把持戒作为修行的起点和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弘法的基点在于弘戒，只有使众多信徒严守戒律，才能保持佛教的神圣性与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佛教公众形象的一个生动体现。

 

20世纪，随着现代化进程在全球各个地区的展开，各种宗教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不同的方式为世俗化打开了大门，强调完善的世俗生活才是进入神圣之境的有效门票。这虽然与古代佛教所遵循的即世而超越的态度颇为相似，但毋庸置疑，以现代化为背景而出现的宗教世俗化对当代宗教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因为现代化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发展，而且还涉及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方面。宗教世俗化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故宗教的世俗化现象也让人眼花缭乱。

 

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在分析基督教的世俗化时就指出：“所谓世俗化意指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宗教的世俗化意味着传统宗教教义中的神圣性在科学、理性的衬托下正在逐步淡化与减少，以至于不再能为人类提供一种共同的终极意义，从而导致一些现代人对曾经奉为绝对神圣的传统宗教产生信仰危机，这也是当代宗教面对挑战普遍强调要改革传统教义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根本原因之一。

 

虽然中国佛教所面临的现代化之路与其他宗教有所不同，但是在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它们的存在都有赖于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我们时代的命运打上了理性化和知识化以及首先打上了‘对世界不再迷信’的烙印。准确地说，终极价值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实用与功利成为今天人们关注的重要目标。

 

20世纪后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佛教逐渐得到了恢复与重振，其对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得到了广泛认同，博大灿烂而富有智慧的佛教文化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由强烈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而引发出的信仰虚无、精神危机、价值混乱、道德衰败等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不免要对佛教的发展、对佛教徒的生活产生影响。尤其是当今世俗化的潮流，使当代佛教有时也不得不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希望能够沿袭传统，以严行戒律来保持佛教信仰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希望关注人的生活，通过人间化的道路，使佛教更能够契合现代社会人生的需要。

 

城郊佛教需要特别关注生活变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要发挥佛教信仰所特有的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不断向外围扩展，使得毗邻的农村逐渐从农业区变为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成为大中型城市与传统乡村之间的城乡交错带，这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令人瞩目的现象。因此，地处城郊的佛教寺院就需要特别关注生活变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要发挥佛教信仰所特有的积极作用。

 

首先，要发挥中国佛教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主义精神。印度佛教本是强调出世解脱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其立论的基点是对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但其终极理想仍然是为了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在“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中，透露出了企求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永恒幸福的积极意义。虽然这种积极意义在印度佛教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生的氛围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其中摒弃贪、瞋、痴，远离人间的争斗、忿怒、仇视等不良心理状态，保持一种宁静平和的精神，就是特别值得珍视的人生态度了。中国佛教那种“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强调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当下即是，所表现出对人性本真的一种追求，可为处于精神动荡中的人们带来一种精神安慰。

 

其次，要发挥佛教的“为善去恶”精神，把超验的信仰与现实的人性联系起来，帮助人们正视人生的苦难，探讨人生苦难的原因，寻找人生幸福的道路。尤其是通过洞悉人性的弱点，建立起职责明确的清规戒律，督促人们为善去恶。如佛教倡导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客观上有利于修行者不断摒除不良私欲、无明痴愚和不端罪性，由此而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促进人性向善作为，排除精神困扰。如美国宗教学家斯特伦所说：“宗教是实现根本转变的一种手段。根本转变是指人们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罪过、无知等）中，彻底地转变为能够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妥善地处理这些困扰的生活境界。”这种根本转变的目标则是促进人的精神由世俗之渊提升到涅槃之境。佛教缘起论在洞悉人性弱点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认识什么是健康人格。让每一个人都明白，自我的每一个为善去恶的行为都是提升自我幸福和促进社会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虽然是一个带有理想化的价值设定，但其目的在于发挥佛教信仰的神圣性，促进人的精神境界有所提升，这对于当今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要发挥佛教倡导的般若智慧和慈悲精神。般若智慧在佛教中有特殊的地位，大乘佛教甚至认为：“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 在六度中，以般若为最重要。另外，在“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乘“六度”，主要是在戒、定、慧之外又加上了“布施”、“忍辱”和“精进”，与小乘的偏重自利相比，更突出了大乘菩萨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决心与慈悲精神，可谓“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为救助一切有情生命而不懈努力，佛教特别推崇自利利他的大乘精神。这种克制自我欲望以济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又通过布施与忍辱表现出来。精进则体现了一种为达到觉行圆满的最终目的而百折不挠的精神。大乘“六度”的修持方法体现了个人解脱与众生得救的结合。今天，中国佛教为适应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需要而日益伦理化，然而在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发挥佛陀倡导的济度众生的慈悲精神，这对于城郊佛教如何发挥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有其特殊的意义。

 

笔者认为，当代城郊佛教只有发扬佛教的优秀传统，从强调佛教信仰的神圣性出发，以为现代人建立价值座标、提升精神品味提供一种参考，在世俗中体现出神圣，而不应该一味随俗而消弥了本有的神圣性。也就是说，应当以神圣性来克服当前有人将世俗化理解为依人的本能需要来生活这样一种庸俗化的倾向。这样，佛教才能在今天的社会中，既以自己的特有智慧来积极地回应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又能在社会生活中保持它的生机与活力。换言之，当代佛教一方面要始终高扬佛教的超越精神来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以戒律的神圣性来对治人因过分的自私自利而导致的争权夺利，因无边的贪心而导致的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因信仰危机而导致的人的道德失落；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关注、主动参与现实社会生活，发挥城郊寺院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将参与当下的现实生活作为实现佛教理想的根本途径，在现实人生中、甚至在世俗生活中去体悟神圣意趣或真谛。

 

只有在神圣与世俗的这种动态平衡中，佛教才能一方面用世俗化来克服那种因过度神圣化而导致的对人的生活的忽视；另一方面，则用神圣化来克服过度世俗化而导致的信仰神圣性之消解并趋于平面化。如果能够从神圣性出发，以佛教智慧为基准，在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才能使城郊佛教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流的21世纪中，更好地树立起应有的宗教形象、社会形象和公众形象，从而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