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如何发展了佛教思想？中国佛教形成了哪些独特的佛教理论？因为正是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的佛教思想，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成为“国学”的重要内容。更进一步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的今天，如何使中国佛教文化更好地走出去，在国际交流交往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也需要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而不是简单笼统地说“佛教走出去”。

 

例如，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佛教宗派思想，了解中国禅宗文化，向外译介《六祖坛经》，这是“中国佛教文化”走出去；把中国学界教界对佛教思想、历史和典籍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世界，这也是“中国佛教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是简单地向外译介印度佛教经典《金刚经》，那就不能说是“中国佛教文化”走出去。唐代以来，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民众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佛教宗派的许多祖师和祖庭，至今为日本、韩国等信众所向往和崇拜，这是中国佛教文化成功走出去的历史典范，对今天也颇多启示。

 

中国人如何发展了佛教思想？中国佛教形成了哪些独特的佛教理论？这些问题其实与学界经常讨论的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特色等问题相关。笔者曾对中国佛教的主要特点和精神做过初步的探讨，认为外来的佛教经过不断中国化，特别是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融会般若性空论为特色的心性学说，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这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思想。同时，形成了重“顿悟”的直观思维方式、崇尚简易性、对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调和性、对佛教内部不同思想的融合性、禅的精神和修行方法深深地浸淫到中国佛教的方方面面，以及中国佛教与社会政治和伦理有密切的关系等重要特点。需要补充的是，强调自性本觉，突出悲智双运，将佛教理论的基石“缘起论”进一步发展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真如缘起论和法界缘起论等，这些也都是中国佛教的鲜明特点。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无疑是其核心的内容，中国佛教在信仰方面也形成了不少自己的特色。例如融会中印思想而形成的天堂地狱、三世轮回的善恶报应论，成为中国佛教的基本信仰；受神灵崇拜的传统宗教观念影响而表现出的对佛菩萨的崇拜，认为通过祭祀能向佛菩萨祈求福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突出人的解脱即心的解脱，创立了禅宗这样的“心的宗教”，并由“唯其心净，则佛国清净”而发展出“人间佛教”，提倡建立人间净土，从而为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佛教文化的积极作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佛教精神性资源的积极作用，使之在中华民族建设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继续为中华民族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具有上述鲜明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应该而且也能够在今天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事。但现实的情况却是，目前在许多场合，在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似乎并不太愿意明确地提弘扬优秀的中国佛教文化。我们注意到，现在各类媒体在讲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时，中华文化三大组成部分儒、佛、道三教中，讲儒学的比较多，讲道家智慧的也有。现在“国学”进课堂，开始编写的中学教材中已经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道德经》，但并没有同样作为“国学”的中国佛教的经典，例如《六祖坛经》。

 

现在谈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主要都是谈佛教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强调发挥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是不够的。既然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精神标识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中国佛教文化，那么我们还应该认真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使中国佛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使中国佛教文化在今天人们建设精神家园中发挥更好的积极作用。这里的“人们”，不仅仅是指佛教信众，而是指中华民族全体大众。

 

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包括中华文化三大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佛教。作为佛教信仰者，这完全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对于广大非佛教信徒，从全体社会大众的角度，如何继承中国优秀的佛教文化？优秀的佛教文化如何转化为对全民有益的文化资源？如何使优秀的中国佛教文化惠及整个中华民族？如何在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入研究和挖掘中国佛教的优秀精神文化资源，特别是其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使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社会主义新道德新文化新风尚中，真正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中国佛教中有相当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可以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作贡献。例如，中国佛教在儒、道等思想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和天道人性贯通的宗教精神的影响下，最终将神圣的佛性与现实的人心结合在一起，通过对主体自我的肯定而日益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提倡“心净则佛国清净”，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并通过对缘起论的发挥而引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对激发每个人的道德自觉、建设生态文明显然有着借鉴意义。

 

再例如，作为一种宗教，对人能够觉悟成佛的信仰构成了佛教的本质特征。但佛教与一般宗教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解脱是“慧解脱”，佛教的全部学说，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信奉佛法而修行，从而获得智慧实现解脱这一根本目标展开的。中国佛教进一步以觉悟人生、“智慧解脱”为根本宗旨，由此而发展出的“清净自心”的禅文化和“不离世间觉”的人间佛教，引导群心向善，特别是中国佛教大力提倡大乘菩萨行，强调既要自觉，更要觉他；既要自度、更要度人，这些对提升人的生活品质和道德境界，培育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显然都有重要意义。

 

再就中国佛学的精神而言。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对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求同存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佛学的伦理精神对于处理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的关系，提倡仁爱万物，促进社会道德和文化建设，都具有借鉴意义。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对于个体立足自身精神修养，积极参与现实社会事业，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并帮助人以出世的心态来超然入世，凡事既积极进取，又在精神上超越成败得失，无论是对个体的生存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安定，都具有一定意义。

 

即使是一些宗教教义，例如缘起性空、万法无常和业报轮回说，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所蕴涵的普遍联系的辩证思维、发展变化的观念以及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承担道德责任和法律后果，这些对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

 

历史也表明，中国佛教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资源，曾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过重要影响。今天，我们弘扬中国佛教文化，也要特别发挥佛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来看，唐宋以后，中国佛教的人生化、人间化，直至当下提倡的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也为佛教在人间社会更好地发挥精神文化资源的作用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实现途径。中国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和国家利益相一致的同时，应该而且也能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