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以后，多赖中亚及印度僧人来华传译经籍。但往往转译失真，篇章不备。为寻求原典真经，从公元3世纪中期，开始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到法显大师以前的1个半世纪里，见于记载的西行求法者就有竺法护法师等11人；而真正到达印度的却只有2人（他们的成就远不及法显大师），就更不必说更加遥远的师子国——斯里兰卡了。

 

到公元4、5世纪，一些高僧大德，更是不惜生命而忘身求法。中国当时战乱不休，南北分崩；黄河以北有16国先后兴起，偏安于南方的东晋朝迁也是攘权夺利，内争不已。统治者朝不保夕，只得祈求佛祖保佑；人民遭受战祸，痛苦不堪，更需求得解脱，因此也纷纷皈依三宝。再加上出家为僧可以免除徭役赋税，所以形形色色的人都涌入到僧团中来。那些不良分子不知持戒，激起了社会的非议。在这种形式下，就更需要有一套真实、完善的戒律来约束僧人的行为，以保证僧团的健康存在和迅速发展。法显大师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他才乘危履险，舍身求法。

 

法显大师（337-422），平阳人，俗姓龚。3岁出家，20岁受具。“慨律藏残缺”，于公元399年与慧景法师、道整法师等4比丘从长安出发，到天竺寻求戒律。他们通过河西走廊，度过大沙漠，越过葱岭，穿过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到达当时佛教中心摩揭陀国的国都华氏城。在那里住了3年，学梵书梵语，抄写经律。

 

公元409年冬，从印度多摩梨帝港（位于现今的加尔各答附近）出发，泛海师子国。在佛教圣城阿努拉特普罗（Anuradhpura）住2年，继续搜寻经律，瞻拜圣迹。他朝礼了大塔（Ruvanvalisaya）、无畏寺（abhayagiriya）、大寺（Mahavihara）和菩提树（Srimahabodhi）,目睹了佛齿出示的热烈情景和得道比丘圆寂后以罗汉法火化的场面；并闻天竺道人于高座诵经。法显大师在师子国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

 

得此梵本之后，法显大师便于公元411年秋经爪哇回国，412年抵崂山登陆，413年由陆路南下至建康，416年写出被后人称为《法显传》或《佛国记》的游记，416-418年与佛陀跋陀罗尊者在建康道场寺译经。后到荆州，卒于辛寺，世寿86岁。

 

对于法显大师的年龄和旅程，兰卡学者R·古纳瓦德那（Ranavira·Gunavardhane）教授曾在所著《法显与兰卡》一文中提出质疑。他说，照中国文献所载推算，法显大师到兰卡时译经是七十高龄！这是难以置信的。以常理而论，这确实难以令人相信，但是法显大师是一位古今罕有的伟人，所以才创建了这一难以令人相信的伟业，这恰恰说明了法显大师忘身求法的精神。

 

法显大师到达建康的第2年（公元414年），追忆西行经过和各国见闻，记录成书，成一简本。事隔2年，在他接受冬斋时，檀越（Danapati）又询问起游历情况，劝请他对以前的游记加以补充以使其更加详细完善。法显大师从其言，便写出了现在这个本子流传于世，而以前的简略本遂佚失无存。

 

法显大师在写这本回忆录时并没有拟定书名，现在流行的《佛国记》、《法显传》、《历游天竺记》等书名都是后人加上的。僧伽罗语译本采用了《佛国记》（Buddha Rajadhani Pilipamda Toraturu）的名称，是比较适当的。

 

《佛国记》，这是中国古代高僧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情况的第一部游记。因书中所记，皆为作者所到之地和所见所闻之事；其文又极朴实，无浮夸华丽之词，读来更觉真实可信。还应特地指出一点，法显大师是一位谨守戒律，严格实行雨季安居的僧人，所以书中所记年月日，定是确凿无误的。这不仅为我们研究当时中国的佛教情况提供了方便，还可以据此推断某些与此有关的印度和兰卡历史事件的年代。

 

《佛国记》中所载，除印度和兰卡佛教情况之外，还有大量有关社会历史情况，是一部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受到东西方学者的普遍重视，佛家早已把它归入到汉语《大藏经》中。

 

《佛国记》中关于斯里兰卡的部分，计有汉字1741个，占全书的八分之一。书中说兰卡佛教兴旺，僧人众多；国王虔诚供养，信众礼敬如法。这些记述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公元5世纪初期兰卡佛教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弥补了《岛史》、《大史》的不足。

 

例如书中描述了佛齿出示、道俗瞻礼的热烈壮观的场面，可知这一礼仪在当时已是最盛大的佛事活动。但是，觉音长老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对此却只字未提。佛陀达多法师（Polvatte Buddhadatta）据此判断，觉音长老达到兰卡当早于法显大师，可能是在佛牙传入兰卡之前。

 

在记述佛牙出示的一段话中，辩说人称佛陀尼洹已经1497年。依此推算，佛陀入灭当在公元前1087年。这与一般说法相差甚大，是一项重要异闻。

 

法显大师在兰卡附近2年（409年冬到411年秋），他似是只在阿努拉特普罗城一地，而没有到过外省（兰卡民间传说法显大师曾去圣足山朝拜，路上曾在一个山洞中停留休息，此洞故名为“法显洞”。但此说仍缺乏历史依据）。更没有去过南方鲁忽奴（Ruhunu）一带。所以在他的记述中也难免出现一些谬误。例如他说在兰卡岛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这显然是把两个数字颠倒了。再如他说“其国立制以来无有饥荒丧乱”。这也与历史不符，法显大师到达之前，兰卡曾发生过严重的长时期的饥荒和全国性的战乱。

 

《佛国记》受到西方学者的极大重视，早已翻译为法、英、德诸语。僧译本有扎尔斯·席尔瓦（Cals·Sliva）译、巴兰高达·阿难陀迈特里（Balamgoda·Aanadamatreya）译和巴勒迦勒·维摩拉苏迪（Balagalle Vimalasuddhi）译3种，而以巴勒迦勒·维摩拉苏迪译本最为通达。

 

但是，因为译者不通原著的语言（汉语），采用了由英转译的办法，所以一经与原文对勘，便会发现一些错译之处。例如，原文中凡遇到“法显”的地方，译者都译为第三人称代词“他”。与之相联系的动词，也译成了第三人称。这样一来，以第一人称写出的《佛国记》译为僧语后就变成了第三人称，使原文的真实、亲切的特点大为减色。这是由于译者不了解汉语的习惯所造成的。

 

但是瑕不掩瑜，这个译本总的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兰卡大多数人开始了解法显大师为何人，了解到法显大师在斯中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还是读了这些僧译本之后。所以译者的功绩和贡献，也是值得斯中两国人民赞扬的。

 

法显大师从印度和兰卡共带回11部经。即：《大般尼洹经》（法显大师与佛陀跋陀罗尊者合译，今存）、《方等泥洹经》（法显大师与佛陀跋陀罗尊者合译，已失）、《摩诃僧祇律》（法显大师与佛陀跋陀罗尊合译，今存）、《僧祇比丘戒本》（已失）、《杂阿毗昙心》（已失）、《杂藏》（法显大师与佛陀跋陀罗尊者合译，今存）、《纟延经》（已失）、《长阿含经》（未译）、《杂阿含经》（求那跋陀罗尊者译，今存）、《弥沙塞律》（佛陀什尊者译，今存）和《萨婆多律》（未译）。

 

上述11部经（实际应包括经、律、论）中，《弥沙塞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和《杂藏》4部都得自于兰卡。这4部中，除《长阿含》未译以外（因法显大师回国时此经已由佛陀耶舍尊者（Buddhayasa）据另本译出，所以法显大师从兰卡赍来未译），其余3本都已译为汉语，收入汉语《大藏经》中，现依翻译先后为序，讲这3部经、律的汉译情况和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杂藏经》，是416-418年法显大师与佛陀跋陀罗尊者在建康道场寺合译的，即现在汉语《大藏经》中所收“东晋沙门法显译《佛说杂藏经》”。此经是一部5000汉字的小经，含“饿鬼事”17则，“天宫事”5则。

 

开篇说，神通第一的佛弟子目连尊者一时至恒河边，见500饿鬼，群来诣目连尊者所，各问其生为饿鬼，受罪受苦之因缘。目连尊者向他们讲述前世恶行，并说今世之苦仅为华报，以后还要受地狱苦果。

 

故事皆隽永可爱，生动地表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如第3则说有一饿鬼身上粪便涂漫，以粪为食，苦不堪言。目连尊者告诉他说：“你前世为婆罗门，不信罪福，有僧人来乞，为不使更来，你便将粪便盛满钵中，以饭覆盖其上。僧人以手取饭时，竟抓出一手粪便。你因此恶行，今世受罪如此。”

 

第7则说一饿鬼向目连尊者诉苦：有7枚滚热的铁丸常入其口，烫得他五脏焦烂。目连尊者告诉他说：“你前世为沙弥时，曾将果仁瓜子分送长老，出于对你师父的敬爱，偏心多与7枚，是故受如此罪。”

 

17则饿鬼事之后，是5则天宫事。第1则说目连尊者见一天女坐在一朵纵广百由旬的独妙连华上，所欲殿堂饮食，尽从华出，随念可得。目连尊者问她因何善行，得此福报。天女答道：“迦叶佛灭后，诸弟子以其舍利建七宝塔。当时我是一女子，见塔中佛像相好，信敬情发，遂将头上戴的一朵花摘下来献给了佛像。以是因缘，受报如此。”

 

第2则天宫事说舍利弗尊者在巷罗园中游行时，遇一客作汲水浇树，见舍利弗尊者至，发小信心，言道：“大德，请脱掉衣服，坐在树下，我以水浇之，不失灌溉，兼相利益。”于是舍利弗尊者脱衣受洗，身得凉乐。此客作人其夜命终，即生忉利天。其威力、地位，仅在帝释之下。

 

第3则天宫事说目连尊者见一神有金色手，五指常流甘露。若有行人需饮食资生之具，尽从指出，恣而分之。目连尊者问他是何天神，以何善行得报如此。答曰：“我非忉利天王，亦非第六天王（即他化自在天），亦非梵天；我是大鬼神，……我本贫女人，居处靠近一大富好施长者家。日欲中时，若有沙门持钵乞食，问我长者家在何处，我便真心实意，高高兴兴举手指示其家。以是因缘得报如此。”

 

第4则天宫事说磐提（Avanti）国王夏达那（Udena）之第一夫人月明出家苦修，得阿那含道，即往生色天，她化身罗刹，劝导国王厌离尘世，出家求道。王即禅位太子，投迦旃延尊者为僧，并入王舍城为洴沙王（Bimbisara）说法。

 

第5则说有人以菴罗树花献释迦牟尼佛像，并问一花供佛，可得几许福德。劝化道人、读经道人、坐禅道人皆不能答，便去问六通罗汉。罗汉也无法解答清楚，于是他便派遣化身到兜率天（Tusita）向弥勒菩萨请教。弥勒菩萨说：“一生补处菩萨尚不能知，况我一身？待我将来成佛之后，乃能知之。”这个故事说明菩萨高于罗汉，反映了大乘佛教的思想。

 

以上便是《杂藏》的主要内容。

 

《杂藏》译为汉语以后，便成为汉语《大藏经》中的“饿鬼事”，其旨趣、体裁、结构，与巴利三藏“小部”中的《饿鬼事》甚为相似，只是篇幅十分短小而已。汉语《大藏经》中的另外两部“饿鬼事”《鬼问目连经》与《饿鬼报应经》与《杂藏》相比，则是大同小异了。

 

在斯里兰卡上座部经典中，从来没有“杂藏”这一部类，只有化地部，即弥沙塞部等部派，才把“四阿含”以外的“杂说”，统统归结在一起，名之为“杂藏”。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又和兰卡上座部“五部”（Panca Nikara）中的“小部”（Khuddaka Nikaya）十分类似了。法显大师从兰卡赍回的这部经，既名之为“杂藏”，又是梵语，则决不可能得自传统的上座部，而只能是得自于弥沙塞等部派。

 

法显大师虽通晓梵语，但他仍然与外国僧人合作译经。这部《杂藏》，就是法显大师与佛陀跋陀罗尊者合译的。佛陀跋陀罗尊者（Buddhabhadra，359-429）是迦毗罗卫国释迦族人，是释迦牟尼佛的叔父甘露饭王（Amitodana）的后裔，精于禅、律，于公元408年到长安。当时罗什大师在长安正弘龙叔一派的大乘学说，而佛陀跋陀罗尊者却谨守上座部佛教规模，因此二人意见相违，于是佛陀跋陀罗尊者便离开长安，于413年春达到建康，住道场寺，一时使道场寺成为“禅师窟”。不久，法显大师也来到建康道场寺。于是二人合作，从416年到418年这3年里，译出了《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杂藏》。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当时佛陀跋陀罗尊者与鸠摩罗什大师分道扬镳，反映了大乘思想和上座部的矛盾，两个人可以看做两派的代表人物；而法显大师却亲近佛陀跋陀罗尊者，与他合作译经，这是否可以说明法显大师在兰卡生活2年，受到上座部佛教思想的影响，其观念已变得倾向于上座部了呢？第二，当时得自于兰卡的《弥沙塞律》、《杂阿含》和《杂藏》都未开译，法显大师为什么没有翻译《弥沙塞律》和《杂阿含》，却首先选择了《杂藏》呢？或许他考虑到另外两部的翻译工程浩大，而他自己年事已高（已过80岁），恐力不能及，便选择了《杂藏》这部虽然短小但却很重要的经文吧。

 

《弥沙塞律》未及翻译而法显大师迁化。所以《弥沙塞律》由佛陀什尊者（Buddhajiva）译出，智胜法师、竺道生法师、慧严法师也参与译事，王练为檀越。

 

汉译《弥沙塞律》30卷，分为5部分，故俗称《五分律》。第1分比丘律1-10卷，为比丘戒法，包括四波罗夷法、十三僧残法、二不定法、三十舍堕法、九十一堕法、四悔过法、百众学法和七灭诤法，共251戒。第2分尼戒11-14卷，为比丘尼戒法，包括八波罗夷法、十七僧残法、三十舍堕法、二〇七堕法、八悔过法、百众学法，共370戒。第3分15-22卷。包括受戒法、布萨法、安居法、自恣法、衣法、皮革法、药法、食法、迦絺那衣法等9法。第4分23-24卷。包括灭诤法和羯磨法。第5分25-39卷。包括破僧法、杂法、威仪法、遮布萨法、别住法、调伏法、比丘尼法、五百集法、七百集法等。

 

近人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弥沙塞律》与南传上座部的《巴利律》最为接近。《弥沙塞律》的第1分和第2分，大体相当于《巴利律》的“经分别”部分，是对“戒经（Pratimoksn）”的分别广说；第3、4、5分大体相当于《巴利律》的“健度（Khandhaka）”部分，是对僧团中应行之仪式、羯磨及日常衣、食、住等制度作分类解说。

 

译者佛陀什尊者，罽宾人，少受业于沙弥塞部僧，专精律品，兼达禅要。他423年11月到424年4月译出《弥沙塞律》之后，又从此广律中抄出戒心，集成《弥沙塞律戒本》一卷，并行于世。译出《弥沙塞律》的是佛陀什尊者，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巴勒迦勒·维摩法苏迪法师在他的《佛国记》僧译本中，根据M·Anesaki的意见，把译者说成了僧伽跋摩尊者（Aamgha Varma），这显然是错误的。

 

在《弥沙塞律》译出之前，《十诵律》已由鸠摩罗什大师等于404-406年译出。《四分律》已由佛陀耶舍尊者于410年译出。《僧祇律》（法显大师从印度取得）已由佛陀跋陀罗尊者与法显大师于420-422年译出。这样，《弥沙塞律》译出之后，四部汉译广律臻于完备。法显大师西行求法之前“经律残缺”的情况已得到改变。

 

这四部律中，法显大师一人从印度和斯里兰卡赍来的就有三部，即《僧祇律》、《弥沙塞律》和《十诵律》（只因《十诵律》已由罗什大师据另本译出，所以法显大师赍归本才没有翻译）。足见法显大师对汉译律藏建设贡献之大。

 

四部广律译出之后，最初盛行的是《十诵律》，其后又先后盛行《僧祇律》和《弥沙塞律》；隋、唐以降，《四分律》才广行至汉地，直至现今。

 

法显大师从兰卡赍归的《杂阿含》是由求那跋陀罗尊者于435-453年间译为汉语的，原梵本已失。汉语译名为《杂阿含》，对其“杂”字，有人解释“杂碎难持”，也有人解释为“对四众、天人、天女等的杂说”，都不见得正确。义净大师认为其含义为“相应”（Samyutta）。因为本经是随事宜的相应而集成，各别品类的顺序，是依着不同的方面而夹杂排列的，因此次第不顺，显出了“杂乱”的特点。不过，此经所含1359经大都十分短小，有的仅十几个字，内容也多杂碎，这倒也是事实。译出以后未加整理，并有遗失。

 

《杂阿含》所讲述的教理包括五蕴、六处、十八界、缘起、念处、正勤、神足等。吕澂先生所作《杂阿含经勘定记》，对该经进行了一番整理勘定，将内容概括为四分十通。第一分包括五取蕴、六处诵、缘起诵、食诵、谛诵、界诵等。第二分包括佛弟子所说诵和佛所说诵。第三分包括道品、念住诵等。第四分包括结集相应、八众诵等。

 

上述内容也可以由以下3个部分来概括：一、联系比丘修习禅定讲述佛教义理，主张“善摄诸根”，“内寂其心，如实观察”，阐明正确的禅思和修禅的步骤、方法（所以有人认为此经为修禅者所专习）。二、论述上座部佛教的基本教义，如五蕴、六处、十二因缘等，进而阐发苦、无常、无我的思想。三、向男女居士弘扬佛法，鼓励他们勤修善业。

 

经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佛带众僧进城托钵乞食，一名阇那的儿童捧起一把沙土权作米饭布施给佛。佛说：“在我涅槃百年之后，此童将以此布施功德转世进为南瞻部洲转轮圣王，定都华氏城，名为阿育王。”后来果应其言。这一故事说明原梵本《杂阿含》是在阿育王之后才集成的。

 

学术界都认为此经是弥沙塞部的传本（也有人认为是说一切有部的传本）。上文已经谈到，《杂藏》也很可能出自于弥沙塞部。《弥沙塞律》是弥沙塞部的广律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杂阿含》也出自弥沙塞部，则法显大师自兰卡求得，译为汉语，收入《大藏经》的三部经、律，都属于弥沙塞律（所得《长阿含》是否也属弥沙塞部，因原本已失，又无汉译，所以无法臆断）。

 

这样似乎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在公元5世纪初期，兰卡的弥沙塞部曾经十分昌盛，其典籍亦甚丰富、完备。二、当时的兰卡，除传统的上座部以外，各种大乘思想也很活跃，印度的大乘经典也大量传入兰卡。到师子国求律取经的法显大师，既没有求取上座部巴利三藏中的经典，也没有求取其他部派（包括大乘）的经典，而唯独看中了弥沙塞部（又称“化地部”）。这是否可以说明，法显大师偏爱此部，知此部经典汉地尚无，才特意搜寻呢？

 

《杂阿含》大体相当于巴利三藏中的《相应部》，但二者仍有甚大的差别，二者相同的有883经，约占三分之二。《杂阿含》中还有120经与《增支部》相同，有20经与《中部》相同。

 

在《杂阿含》译出之前，《增一阿含》已于385年译出，《中阿含》已于398年译出，《长阿含》已于413年译出。这部《杂阿含》译出之后，汉译“四阿含”臻于完备。这就证实了梁启超在《中国佛教研究史》中的一句话：“阿含之具足及诸派戒律之确立，则赖法显。”正式由于法显大师从印度求得一些经、律之后，又泛海师子国，更求得《弥沙塞律》和《杂阿含》，才使汉译《大藏经》中的四部广律和“四阿含”臻于完备。这自然也说明了兰卡佛教对于中国佛教的贡献。

 

将《杂阿含》译梵为汉的求那跋陀罗尊者，本中天竺婆罗门，出家后初习上座部，后改习大乘。公元435年经兰卡到广州，旋至建康，从事译业。除《杂阿含》以外，他还译出了《楞伽经》、《央掘摩罗经》、《八吉祥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等。《楞伽经》的译出，为中国禅宗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楞伽”为“兰卡”的古代音译，《楞伽经》即《兰卡经》，与斯里兰卡不无关系。

 

法显大师是到斯里兰卡求学取经的第一位中国高僧，他在中斯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自撰的游记中讲述了师子国，第一次向中国人民详细地介绍了古代兰卡的情况，也不仅在于他从兰卡取回了重要的经、律，完善了汉译广律和“四阿含”，还在于他为中斯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道路。一千五百年来，他的伟大精神和业绩一直鼓舞着中斯两国的僧俗朝野。在他的影响之下，高僧高尼及朝廷使节的互访不绝于书。现在摘其要者简述于下。

 

法显大师离开兰卡十几年之后，兰卡国王刹利摩诃男（Sri Mahanama，406-428）就派出4为僧人和两位居士携国书、礼物访问中国，428年到达宋都。在至宋文帝的国书中说：“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我先王以来，奉事三宝，道济天下，……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国书中所说“音信时通”，应该与法显大师旅斯2年、沟通中斯情况有关。兰卡朝廷、僧尼，肯定通过法显大师了解到中国的政治和佛教情形。不久，兰卡国王又连续派出使团访华，他们分别于430年到达宋都。

 

罽宾沙门求那跋摩尊者于427年到达兰卡，住劫波利存（Kapoli Gama），修得二果（Sagadagami）。因利养无盈，心中厌离，才离开兰卡经爪哇来到建康。公元429年，有八位兰卡比丘尼来到建康，慧果法师等尼便请求求那跋摩尊者主持仪式，礼请兰卡比丘尼为她们重授尼戒。求那跋摩尊者认为兰卡尼数不足10人，条件不备，未能立办。事隔4年之后，公元433年，又有以铁萨罗比丘尼（Devasara或Tisarana）为首的11位兰卡比丘尼来到建康，时先来8尼已通汉语，于是共同为中国尼众重授尼戒，完成了二步受戒的程序。从此，中国尼制才如法如律，而且传承不绝，至于今日。

 

公元435年，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尊者也是经兰卡来到中国的。

 

及至唐代，玄奘大师、义净大师的伟业世人皆知，此不赘言。义净大师认为，法显大师是“创辟荒途”，玄奘大师是“中开王路”。他效法二位大德，求法译经，功绩卓著。

 

兰卡僧人不空金刚（Amoghavajra，705-774），14岁随其师金刚智法师（Vajrabodhi）来华，学习梵汉经论。公元741年，奉诏赍国书，率弟子37人出使兰卡。兰卡国王悉腊枚克（Silamegha，719-759）盛情招待。不空法师等从普贤阿阇黎（Samantabhadracarya）重受灌顶，学习密法3年，于746年携带大批经书回到中国，传播密法，翻译经书，成为在华传布密宗的“开元三大士”之一和中国佛教四大译师之一。他译的显密教典有110多部，关于不空法师的身世，兰卡没有任何记载，要详知他的生平事迹，还得挖掘中国载籍。

 

到本世纪初期，中国高僧大德又开始注意到兰卡佛教的重要。1928年，太虚大师组织兰卡佛教留学团。1935年，兰卡金刚寺纳罗陀长老来沪弘法。1936年，惟幻法师（Assaji）等五比丘到兰卡求学。1942年，俱舍论大师法舫法师到兰卡智严佛学院（Vidyalankara）教授大乘佛法。1946年，金刚智法师和法称法师（Dhammakitti）两比丘到科伦坡精进寺（Padhana Ghara）学习巴利语和上座部佛教。与此同时，科伦坡金刚寺的凯明德法师（Kheminda）和苏玛法师（Soma）二比丘来华学习大乘。到80年代和90年代，在斯留学、攻读学问的华僧已达四、五十人。所有这些赴斯求学的华僧和来华学习的兰卡僧人，都可视为法显大师的追随者；他们无一不受到法显大师精神的鼓舞，每个人的心中，都站立着法显大师的高大形象，法显大师将永远活在中斯两国僧俗各界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