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千年来，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广，对中国旅游资源和旅游事业的开发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游方问道在佛教界有着悠久的传统。佛教有一部流传极广的大乘经典《华严经》，该经的《入法界品》介绍了善财童子从文殊菩萨处发心问道，继而百城烟水，前后参访请教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识，终于证入“华严法界”的生动事迹。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徒以善财童子为榜样，通过“西行求法”、游方问道、朝礼名山胜迹的活动，促进了民间旅游活动的成长和发展。

 

 

唐玄奘西行求法

 

　　中国僧侣的游方问题是受佛陀“游行教化”传教方式的启发而形成的。早在东汉中叶，中印佛教徒就开始了交往。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佛教东来的历史记载，生动地反映了伴随佛教传播而兴起的旅游活动。自那以后，不断有古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大德来我国译经传教。如安世高、安玄、支娄迦谶、支矅、竺佛朔、佛图澄、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菩提达摩、真谛、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等。他们博学多识，孤身远游，在传播佛法的同时，还带来了异国他邦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僧人寻求佛法、朝礼圣迹的热情，形成了持续千年的“西行求法”运动。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或走陆路，或行水道，“轻万死以涉葱河(今新疆一带)，重一言而之奈苑(泛指印度)”。其人数之多、路程之遥、行旅之艰、历时之久，在古代旅游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以法显(？～约422)、玄奘(600～664)、义净(635 ～713)最为著名。他们每到一地，即寻访明师，学习佛法，并了解当地的山川形势、国俗民情，学成归国时带回大量经籍图像，并积极从事翻译工作。他们撰写的游记性专著《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是今日研究古代印度和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资料，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隋唐以后，中日佛教界的交往日益增多。隋大业三年(607)日本圣德太子首次派遣使节团访问我国之后，即不断派遣青年学生和僧侣来我国留学，进行各种学问和佛学的研究。留学僧中比较著名的有道慈、道昭、空海、最澄、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慧萼、成寻等。他们传承了中国各宗佛学，回国后都积极传播中国的佛教文化，分别创立了日本的三论宗、法相宗、天台宗、真言宗等。圆仁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著有《参天台五台山记》，成为研究我国唐、宋佛教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我国普陀山观音道场因慧萼的“不肯去观音”的因缘而开创，也是中日佛教交往中的一件盛事。

 

　　我国高僧应邀赴日传教的也很多，比较著名的有道璿、鉴真、隐元等。尤其是鉴真和尚，为法忘躯，六番东渡，将中国的律宗传入日本，并带去大量的佛教经像及药物、艺术品等，对发展日本的医学、建筑、文学、书法等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为中日文化交流而经历的艰苦历程，已经成为鼓舞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不断加深的精神动力。

 

　　“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出家人云水一身，无牵无挂，以参访善知识、弘扬佛法、化导众生为务。因此，长期以来，僧人“行万里路”，参礼名师和圣迹，一直是受到重视和推许的。尤其自禅宗兴起以后，禅者寻师访道之风盛行，如赵州从谂禅师80 高龄而行脚参方，汾阳善昭禅师平生参81位善知识。由于参学问道的需要，在唐末还逐渐形成了四个朝拜中心：一是五台山——文殊菩萨圣地；二是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大圣圣地；三是终南山——三阶教圣地；四是凤翔法门寺——佛骨圣地。到了南宋，由于史弥远的奏请，规定禅院等级，因而设有“五山十刹”以为禅者游方参请之地。明代开始，又形成了参拜四大名山的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

 

 

鹿野苑共修·佛旅网印度朝圣之旅

 

　　佛教徒的参方活动虽有其特定的意义，不能与旅游活动划等号，但是，如果对参方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却又不难看出它与旅游活动的密切联系。从这个意义来说，佛教徒的确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如此，他们同时还是佛教旅游胜地的建设者。在印度佛寺按其性质、作用的不同而有多种名：供四方游僧停息学修之所，名为“招提”，乃“四方”之意；供奉舍利(灵骨)、尊像、塔婆者谓之制底，为信众朝礼参拜之地；有经藏及大德说法者谓之毗诃罗(精舍)，为学僧游学听闻熏习之处；山林中静修之舍名曰兰若，俗谓之茅蓬；其兼园林之胜者谓之伽蓝(即僧伽之园、众园)。我国佛教名山古刹不仅兼具以上诸义，而且兼有经悠久历史之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如被誉为“清凉胜境”的山西五台山、“南海佛国”的浙江普陀山、秀甲天下的四川峨眉山和以奇峰劲松著称的安徽九华山，完全因四大菩萨的感应和佛教徒的长期开发、苦心经营而成为名扬天下的四大佛教名山。环顾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地，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古联有云：“世间好语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高僧大德所作的贡献及其艰苦创业的精神令人钦敬！

 

 

韶关云门寺

　　在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大都喜欢瞻礼佛寺，文人墨客尤喜与名德高僧结方外交。寺院也因历代文士显宦的流连过访，题咏诗文，留下了无数不朽的艺术杰作。在今天，国内外游人无不以游历名山古寺为快：在万木掩映之中饱览布局井然、古色古香的梵宫宝殿和端庄慈祥、栩栩如生的佛菩萨塑像，领略“佛国净土”清净庄严，超尘脱俗的意境，佛教寺庙已成为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陶冶情操的重要场所。

 

　　我国现代旅游业起步较晚。只是在近十年中，由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才使旅游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在佛教方面，由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许多名山大寺修复开放，宗教活动正常开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游人和香客。广大佛教徒在旅游接待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上海玉佛寺每年接待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其中1986年为37万人次，1987年1～9月份就有近40万人次，是上海接待外宾人次最多的单位。又如江苏、湖北、福建、浙江等地寺庙都兴办了素食馆、茶社等自养事业，大大方便了往来游客，促进了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这说明佛教徒在发展现代旅游事业方面也是大有可为的。又，寺庙的开放，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许多外国友人到寺观教堂参观，见到教徒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和保护，感到十分高兴；大批的华侨、台港同胞回到大陆寻根问祖，见到千年古刹保存完好，感到欣慰，其中许多教徒积极为寺庙的修复做功德，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各地的信教群众在生产劳动之余，朝山礼佛，精神上得到满足，生产积极性更高。可见切实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持名山大寺的宗教特色，对于旅游事业的发展、民族团结、海外联谊、国际友好往来，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的佛教名山胜地，有关部门片面强调旅游的营利性、娱乐性，全然不顾佛教名山大寺的宗教特点和文化特色，大建宾馆、招待所，大量开设荤菜馆等，有的还在寺内摆展览、搞游艺、设音乐茶座，严重破坏了佛教名山寺院宁静的宗教气氛，真可谓大煞风景。有的地方搞佛教名山的规划设计，不征求当地佛教协会的意见，以致新建宾馆、招待所、荤菜馆大大多于寺庙。有的地方在佛寺中设供不属佛教的偶像，如老狼神、胡仙堂等，使游客啼笑皆非，影响很不好。还有些地方存在与僧争利的现象，不按政策规定交还应属寺庙的文物、山林、房产以及财权等；有的还随意安排俗人到寺庙工作，影响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使寺不像寺，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寺庙建设与旅游事业是相辅相成的。上面所列的一些事例虽然只是一些个别现象，但影响很不好。它损害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损害了广大教徒的宗教感情和合法权益，也妨碍了我国旅游事业的正常发展。

 

　　佛教名山大寺是佛教徒朝拜的圣地，也是国内广大游人乐于登临造访的名胜。佛教名山，顾名思义，是因为有了佛教才成为名山的；因为是佛教名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慕名游访。因此，正确认识佛教名山与旅游事业的关系，并加以妥善规划和安排，就能使佛教名山与旅游事业相得益彰；如果像本文列举的那些损害佛教名山大寺宗教气氛、不顾宗教特点大搞违章建筑等现象不及时纠正，就会使佛教工作与旅游事业两败俱伤。这种简单明瞭的道理，人们是容易理解的。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使佛教工作与旅游事业能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