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是正定文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佛教文化，是正定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定的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不久便在正定生根衍息。据史书记载，常山之地，汉有僧侣，晋兴寺庙，至唐最盛，后经历代发展，至清代干隆时期，达到极至。自汉至今1900年间，正定这片沃土上，一直是香火延绵，钟鼎常鸣，佛法千年不绝。历史上县境之内佛寺众多，隋唐时期达到190多座。从唐代开始，正定佛学研究十分发达，高僧大德倍出，慧净、义玄、智贤等，成为一代佛学宗师，被万世敬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佛学先导们在弘法的同时，也把佛教文化植根于常山大地，播撒下正定文化的种子。自宋元之后，正定的佛教发展和寺庙规模越来越被历代帝王所重视，他们不仅频频到正定礼佛，而且多次布施修葺，这座千年古城在佛教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当代着名学者余秋雨称，“正定是中华文化兴盛时期的佛教重镇”，对正定在佛教和文化史上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现存文物和建筑遗迹，几乎全部都是佛教文化遗产。我县有隆兴寺、广惠寺华塔、临济寺澄灵塔、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唐代风动碑、县文庙大成殿7处国保，除风动碑和文庙大成殿外，其它都属于佛教建筑。在省保和其它文物古迹中，也有很多是不同时期的佛教文化遗产。特别是隆兴寺、澄灵塔、凌霄塔、华塔和钟楼，这些众多寺塔殿阁，虽历经千年风雨，却依然巍巍壮观，绚丽多彩，见证着正定千年沧桑，本身所体现的佛教文化信号，依然十分强烈。学者王鲁湘对正定的佛教文化推崇倍至，他说：“正定如此丰富的佛教文化遗迹令人震惊，一座塔就凝缩了整个宗教史的演变过程。”他看到隆兴寺时感慨道：“夕阳斜照下，隆兴寺的剪影出现在我的面前，一部千年的中国佛教史和一部千年的中国文化史浮现在我眼前。”如此之高的评价，证实了佛教文化在正定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临济寺是临济祖庭，在国内外佛教界名声显赫，影响巨大。临济寺始建于540年，距今已有1466年历史。以寺命名的临济一宗，强调觉行“顿化”，开示大悟因缘之真谛，追求顿然觉悟、立地成佛的境界，加之棒喝齐施的修行方法，使得临济禅风，独树一帜，推动佛教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其在佛学界的突出地位。余秋雨称临济宗的禅义宗风为“最高的东方智慧”。从古至今，佛教诸宗，禅宗最盛，禅宗诸宗，临济最盛，禅风影响遍及全国，且播诸海外，目前临济信徒占全部佛教徒的近90%，佛门有“临济儿孙遍天下”之美誉。临济寺至今依然是弘法道场，传承着千年临济法脉，现任方丈释有明大和尚，不仅是临济宗第四十五代传人，更是代表着临济一宗绵延不断，象征着以临济文化为核心的佛教文化在正定的绵绵不息。着名佛教理论家方立天教授高度赞赏临济寺的历史作用，他说“正定在佛教史上有两大突出贡献，一个是隆兴寺的艺术价值，另一个就是临济寺的思想内涵”。

　　历史证明，佛教文化在正定发展长河中，一直是一条光辉耀眼的文化主线，成为正定历史文化的核心和主流。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还是挖掘正定文化，更应当注重佛教文化的特殊地位和重要影响。尤其是随着社会进步，在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特点日趋明显的新形势下，如何依托历史文化之源，作好发展经济大文章，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毋庸讳言，尽管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进一步弘扬正定文化，实现以文化促经济的目标，还不尽人意。深入地挖掘和很好地利用佛教文化资源，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从现实情况看，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

　　第一，必须纠正对宗教认识的偏见，真正把佛教文化作为资源来看待。宗教是文化，是被历史证明的科学论断。着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还应包括宗教。宗教是文化事业。”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过：“不懂佛教，就不懂中国文化史”。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强调宗教是文化，高度重视宗教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和港澳台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宗教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2000年开始，我国启动了以佛教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黄金纽带”工程，通过佛教论坛、舍利展出、佛乐表演等形式，重点开展了对日、韩和港、澳、台的文化交流，不仅在文化领域取得了成果，而且对经济往来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分析正定县实际，我们对宗教文化的重视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佛教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思想观念和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十分值得深思。在一些同志甚至领导干部思想上，“佛教是封建迷信”的片面认识依然十分顽固，认为佛教无非是烧香拜佛的封建活动，还有的同志心存顾忌，怕担“迷信”之名，不愿不敢接触佛教领域，更谈不上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佛教。观念上的排斥，设置了思想障碍，形成了发展桎梏。我们应当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认识宗教文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佛教文化作为资源来看待，让它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二，必须改进方法，系统地研究、挖掘和利用佛教文化资源。目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缺乏系统性，没有把佛教作为文化、作为资源来系统研究。其次是缺乏强制性，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和明确目标，偶尔只是爱好者们，自发的、民间的、零散的点滴探索，少有行政推动力。三是缺乏内涵性，特别是隆兴寺、开元寺、天宁寺等佛教遗存，仅仅作为景点，更多注重了建筑精美和文物价值，忽视了蕴含的佛教元素，“古”之有余，而“文化”不足。四是缺乏典范性，尤其临济寺作为祖庭，理应成为佛门圣地，成为信徒景仰的典范，但目前规模小、环境差以及僧人差参不齐、香火不够旺盛的现实，都表明与其地位不相适应。我们应当站在推动全县经济发展的高度，把重视佛教文化资源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由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力量，认真研究，深入挖掘，让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为正定经济特别是旅游产业发展服务。

　　正定旅游产业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经一度辉煌，被专家学者称赞为“中国旅游正定模式”。近三十年来，旅游产业逐步壮大，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提升正定形象做出了贡献。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游品种、旅游内涵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再是低层次、一般化的需求，开始向精品、特色转移。从全国看，旅游市场日益扩大 ，旅游产业迅猛发展。面临新形势，我县旅游产业如何顺应时代、与发展同步，已经刻不容缓。我个人认为，我县旅游的质量和内涵必须大幅度提升，必须在突出特色、打造精品上做文章，而突破口，就在于佛教文化与旅游产业的结合，形成正定的旅游特色。

　　围绕佛教文化发展旅游，正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佛教文化与我县旅游产业是一种天然的联系，众多的佛教遗存，使我县佛教文化与旅游产业有了内在的结合点。二是我县旅游业中的佛教文化元素已被更多的游客所认同，据统计分析，来我县的游客中，有七成以上是来看“正定大佛”，寺塔殿阁对游客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其它景点，这都表现出我县佛教文化游极具生命力和吸引力。三是实现旅游业发展与佛教文化相结合已具有坚实的工作基础，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加大对文化遗存的恢复和保护力度，隆兴寺内大悲阁等6座殿宇均已重修，凌霄塔、钟楼、开元寺等一大批文物得到修缮，特别是县委、县政府做出了“临济寺环境改造”的决策，并作为全县重点工程来抓，都说明佛教文化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不仅有充分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实现“双赢”的共同目标，更是势在必行的有利之举。正如方立天教授论断：“佛教文化是历史文化中历史最悠久、潜力最深厚、影响最深远、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佛教文化与旅游结合”这一关键，以挖掘和利用佛教文化为突破口，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途径之一，整合佛教文化资源，营造佛教文化氛围。首先，突出临济寺的地位，叫响“临济祖庭”金字招牌。我们应当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尽快建成一座规模宏大、建筑精美的临济禅寺，使“临济祖庭”形神兼备，名号彰显。临济寺建成后，不仅成为国内外佛教弟子的圣地，也将成为世界各地游客向往和观瞻的去处。更为重要的是，要以临济寺为龙头，形成隆兴寺、开元寺、天宁寺、广惠寺等佛教建筑旅游景点的整体规模，突出佛教文化旅游主题，使正定真正成为更多游客的“精神家园”，让正定再现佛教重镇的辉煌。其次，挖掘佛教文化资源，充实文物景点内涵。对隆兴寺、开元寺、天宁寺、广惠寺等文物景点，深入挖掘整理，增加图片、文字和解说内容，让游客更多了解这些寺院的建立、发展与佛教活动的联系，突出佛教文化内涵，弥补这些景点的文化缺失。第三，组织正定佛教文化研讨活动，借机造势，扩大影响。利用“临济祖庭”的名号，邀请国家佛教协会、各省市佛教协会以及佛教理论权威和高僧大德，广泛开展佛教理论研究，通过组织临济禅宗理论研讨会、纪念义玄圆寂1139周年以及各种法会，形成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特别是要大胆改革现有管理体制，对文物景点实行双轨管理，请一些僧侣在隆兴寺、开元寺、广惠寺定期搞佛事活动，敲响晨钟暮鼓，营造出“梵呗清音、香烟袅袅”的佛教文化氛围，使这些文物景点恢复佛教功能，焕发佛教文化的生机和活力。

　　途径之二，倾力打造正定佛教文化旅游品牌。特色是旅游之魂，无特色便无品味，便不能吸引游客。打造佛教文化游这一品牌，是形成正定特色的关键。我们应当千方百计把佛教文化游叫响，让更多的游客到正定就是感觉佛教文化氛围，就是寻找“精神家园”，享受精神憩息和感染心灵的境界，充分体验正定佛教文化游的魅力。我们要深入挖掘，系统整理出正定佛教文化资料，通过各种媒体，多种形式向外推介，让更多的人了解正定佛教文化。要鼓励全县人民积极参与，激发大家发展佛教文化游，再塑正定旅游辉煌的热情。特别是旅游部门，要把正定佛教文化游作为一个新的旅游品牌，认真打造，全力推介，吸引更多的游客。

　　如此，正定文化得以弘扬光大，正定旅游必将生机盎然，再铸辉煌便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