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佛教考古有三次重大发现，历史上极为惨烈的“三武一宗”法难由此被充分地证实，而大量精美绝伦、异彩纷呈的佛教造像得以重现人间，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我们对中国佛教艺术史乃至佛教史自身的认识。现在，就让我们走进这三次考古大发现的现场，一探究竟。

山西沁县南涅水村：一镐刨出来的石刻佛像

　　1959年的一天，山西沁县南涅水村的一位农民在涅河北岸取土，他对着一座土堆一镐刨了下去，一个巨大的埋藏佛像的地穴暴露在天光之下，随后由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发掘清理，先后出土各类石刻造像2139件。这批佛教艺术品主要分为碑文石刻、造像石塔和个体造像三大类型。塔形造像以四面开龛造像的方型石块叠垒而成。据石刻题记，这批佛教造像和石刻主要是北魏水平三年（公元510年）至北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的作品，跨越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十国和宋朝，历时近6个世纪，其所使用的材质是沙岩，风格粗犷，雕工朴拙，具有浓郁的民间特色。现在，这批佛教造像全部收藏于沁县二郎山南涅水石刻艺术博物馆。

 

南涅水村石刻佛教造像

南涅水村佛教造像塔林

山东省青州市：推土机推出来的石刻佛像

　　1996年10月，在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南侧的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推土机推出了古代龙兴寺埋藏佛像的地窖。这个地窖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总计出土了大约500尊佛教造像。其时代始于北魏、止于北宋，但大多属于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时期。龙兴寺窖藏佛像发现之前，在青州及其周边地区就已经陆续出土了一些佛教造像，总数大约有1000多件，这些造像创作的时间大致与龙兴寺佛像相同，属于古代青州佛教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材质主要使用石灰石、汉白玉和花岗岩。这批造像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雕造精美，彩绘富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现在，青州佛教造像主要收藏于青州市博物馆。

青州佛教造像之一

青州佛教造像之二

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考古工作者挖出来的石刻佛像

　　这是最近的一次考古发现。这次考古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邺城考古队队长朱岩石博士主持。据朱先生介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共发掘出2895块佛教造像，如果拼合后加以恢复的话，应该有一千多尊佛像，其中大约有95%是用汉白玉雕刻的，少数为青石造像。这次考古发掘开始于2012年1月10日，至1月25日结束，历时16天。邺城遗址北吴庄佛像埋藏坑是一个专门埋藏佛教造像的不规则方形土坑，边长约3.3米，深约1.5米。这批佛教造像的主要题材有释迦像、阿弥陀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像、思惟太子像、观音像、双菩萨像等。多数造像保存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可谓金碧辉煌，灿然满目，那质地的皎洁，那色彩的绚丽，那雍容的气度，那塑造的精美，无不昭示着高雅豪贵的气派，当属于皇家寺庙的艺术品。这批佛教造像的时代前后衔接，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和唐代。北朝时期的邺城一直是弘扬佛法的圣地。在北齐时代，皇家崇佛，全国寺庙约4万所，僧尼约300万人，仅邺城附近就有僧尼约8万人，寺院约900所。宇文邕在攻占北齐之后，继续推行其残酷的灭佛政策。因此，临漳的这次重大考古发现无疑为研究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兴衰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与前两次被动的佛教考古发现相比，这次考古发现是主动考古的结果，完整的考古全程记录和各种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使其更具有科学价值。现在，临漳县正在筹建一座大型的佛教文化博物馆，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佛教艺术品将全部入藏馆中。

 

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考古发掘现场之一

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考古发掘现场之二

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考古发掘出土东魏造像

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考古发掘出土北齐佛头出土瞬间

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北吴庄考古发掘出土北齐佛教造像

　　朱岩石教授在邺城考古现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国情调研”与“走转改”工作小组成员讲解有关考古的知识，并介绍邺城考古的有关情况

朱岩石教授（右）和本文作者（左）在邺城考古现场

“三武一宗”法难：以上考古发现的佛教史背景

　　上文提到的佛教造像清一色地出土于地下埋藏坑，这种情况显然与我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出土的那些佛教艺术品大都有人为破坏的痕迹，显然是被砸破之后集中掩埋的。所谓“三武一宗”法难，“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和唐武宗李炎（814—846)，“一宗”指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柴荣（921—959）。这四次法难分别发生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前后、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前后、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前后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前后，这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对佛教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三武之厄”，极为惨烈，如《魏书&S226;释老志》载：“诸有佛图、形象及佛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这是拓跋焘时代佛难的实况。宇文邕和李炎时代的佛难，大致也是如此。“三武之厄”的发生，与佛道之争以及皇帝对道教的崇奉乃至当时佛教自身的弊端均有密切关系。灭佛运动主要是由军队来执行的，所以杀人放火是常用的手段，被拆毁的佛寺，被屠戮的僧尼，被焚烧的佛经和被击破的佛像简直不计其数。从公元955年开始，柴荣也对全国的佛像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当时毁佛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然而，这四位掀起灭佛运动的君王，尽管其平生颇有作为，但结局却都很悲惨：拓跋焘被宦官宗爱暗杀，享年45岁；宇文邕在灭北齐后驾崩，享年37岁；李炎因为服食丹药而死，享年33岁；柴荣在北伐契丹的途中病逝，享年39岁。这些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君王在挥舞政治权柄动用国家机器掀起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之后，都无一例外地英年早逝，这是很令人回味的，或许，他们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或许，这正是佛经所说的“三界无常，诸有非乐”？然而，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在盛世的中国，沉埋于地下1千多年的佛光毕竟重现人间了，这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文化大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文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