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一贯道，起源于明朝中叶，盛行于明末清代。最早的教派是明朝的“罗祖教”，从佛教的旁门左道滋生而出。一贯道信奉儒、释、道、耶、回“五教同源”，中心主神为无极老母（又称无生老母，明明上帝）。一贯道认为，五教教主是无极老母的五个儿子，他们各自创立了宗教系统。

清末王觉一将一贯道整合为五教合一后，稳固了一贯道的理论体系；20世纪30年代，张光壁篡夺了掌道权，与日伪政府靠拢，一时间，大小汉奸纷纷入道。从历史上看，这个在明清时都能独立的宗教团体从这个时候开始“站错队”，先是依靠日伪，日本投降后，又投靠了国民党政府。

到1949年，这一中国最大的道门在华北已发展到20万之众，成为1950年代初中国各会道门组织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建国后，中国政府开始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而一贯道是当时最主要的取缔对象。至1955年，一贯道在中国大陆几乎销声匿迹，现主要兴盛于台湾地区。

文┃杨东晓

建国前后，有数十万之众道徒的一贯道，一直试图挑战新生的政权。新生政权掀起的取缔一贯道运动，用了3年多时间使这一中国最大的地下组织彻底瓦解。

对峙1949

1949年5月15日下午，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华中军政负责人白崇禧弃城南下，次日解放军进驻汉口。第三天，开进汉阳和武昌，武汉三镇全部解放。一周后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

形势急转直下，一贯道“金线派”的“武汉枢纽”第一组组长王效峰接到上层指示，各坛口暂停一切会道活动，观望新政权的动向。王是一贯道武汉“中和坛”道长，是一个有15年道龄的“老前人”（即当地办道负责人）。1949年初，兼起了“武汉枢纽”第一组组长。

但是一直观望到7月，武汉新政府打击一贯道的动静并不大，王效峰决定试试能否开展地下活动。

在这种非常时期，稳住青年会众的情绪是最重要的，一贯道的头目们意识到，青年男女的思想变化最快，容易受外界时事变幻的影响。因此，在7月的一次联席会上，王效峰提出，要开设“天才班”，统一“天才”的思想，以抵御共产党的宣传攻势。

所谓“天才”是一贯道内被尊为“传法官”的人，一般由20岁以下青少年男女道徒担任，他们被认为能代天宣传道法。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班在武汉解放初期，对稳定一贯道“天才”的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效峰等待着自己的最后时刻。

就在王效峰开办“天才班”的同时，中国东北的辽北省，正在把暑期放假的中学生召集返校。

这一年的7月10日，15岁的江厚与同学们在铁岭联合二中开始了为期20天的“彻底取缔一贯道”学习和培训。铁联二中的校长谭伯是县委委员，这一政治任务由谭校长直接从县里带进学校。这个暑假里，像江厚一样返校的，还有该市数千名学生。

1949年前后，中国产生了上百种地下组织和宗教团体，一贯道是1950年代初各道门、会门中势力最大的一个，一贯道最盛行的是华北地区。

原北平市长彭真曾经毫不避讳地说：“一贯道是北平的第一‘大党’”。事实上，拥有几十万信徒的一贯道一直“跃跃欲试”，对刚刚成立的新政权来说，这的确是一种威胁。在山西，一贯道总道首薛洪还提出“以道治国，以道化党”的主张。

而在中南部省份，则暗中传递一贯道“师母”孙素珍的“母谕”：真人快出世了，千万可要好好修呀，特别要防备七十二个假祖师出来”。

1936年，张光壁自命一贯道“师尊”，他的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珍被尊为“师母”。图为孙素珍。

早在1948年，中共东北局和华北局，就已分别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政权机关依法取缔反动会道门。先期解放的北中国，率先开始了对会道门的取缔。这项运动很快就跨过了长江，遍及全中国。一贯道的脚步也在这把铁扫帚的追赶下，开始从北方一路向南，再向南。

而1950年的全国公安会议上，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指出：“由于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的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农村取缔会道门必须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以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的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基础之上。”

北京市委制订了具有地区针对性的方针：逮捕点传师以上的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活动者；登记点传师以下，包括三才在内的家坛主以上分子；对一般道徒一经声明脱离组织，停止一切活动则免予追究。（《北京取缔反动“一贯道”纪实》，许圣义、许圣道、许昌浩）

8月1日，江厚和同学们来到辽河以西地区，白天走访受害者和普通民众。晚上向公安大队汇报情况，在每个村子都举行揭批现场会。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先培养学生，再由学生来发动群众的做法，切实可行见效也很快。

隐道1950

1950年正月里，一贯道“师母”孙素珍在上海富民里25号一贯道“上海公馆”分批召见了各地负责人，布置秘密活动章程。这是一贯道对于新政府取缔政策最初的反应。

“武汉枢纽”的郭昆兰向王效峰等人传达了“母谕”：佛事一律停止，一切形象要丢掉。停止点道，烧毁书训、名册、账簿、相片和通讯地址等。马上就要“天考揭晓”，“天考”就是新政府要取缔一贯道，“这是天考人的志向，千万别拉出前人，扯带后学”，其他还有“魔考”、“财考”等多种惑众方式。

在她发给各地道坛的信中，定下“修道是为灵性出苦”的基调。说为了“灵性”出苦，对新政府要抗拒到底，坐牢、枪毙、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身心遭受任何严重痛苦都要“看淡”。等一贯道的“祖师”李文斯出来就好了。

她认为能“好了”的日子，定在1950年端午节前后。到了1951年，“魔考”就过去了。

为了使道徒更好地隐蔽下来，“形象”要这样改变：说话走路不能再斯文；要改变原来剃光头、留胡须、穿长袍的外形，西装制服都能穿了，也可以打领带、留长发、穿皮鞋，偶尔看个戏、抽两口烟也被允许。家门口要挂鱼挂肉，让周围邻居知道他们不是吃斋的；各组长由新人出面，老人退到二线用化名，比如武汉的王效峰改为王义成，郭昆兰改名学仁。

在称呼和通信方面，改用商业语言。这期间孙素珍亲自规定了隐语的打法，点传师叫“经理”，吸收教徒叫“收货”、渡大仙叫“鲜货”，放点传师为“吃股份”，道徒被抓叫“因病住院”，释放叫“病愈出院”，被取缔叫“生意不好做”。（《地下神秘王国：一贯道的兴衰》，秦宝琦）

此后，每周一次的联席会、小组会改为不定期。不久连不定期的会也停了。有事改用写小字条的方式相互传递。这种方式也没维持多久，1950年底镇反开始时，武汉一贯道停止了自己全部活动。

停止活动前宣传纪律中要求，要认定取缔一贯道天考，不要相信“坦白从宽”，那是假的、是套取口供的，最后，抱一问三不知、软拖和硬抗的态度，或装作无辜受害，大不了坐牢、枪毙，为道牺牲是光荣的，“肉身丢掉，灵性出苦，玄祖超升，有何惧哉。（《一贯道内幕》，王效峰）

此时，遵照指示在武汉、天津、郑州等地躲藏的王效峰获知从天津、北京传来的消息，当地已有道首被捕法办了。王效峰认为，这块大陆的最南端的广州可能是块匿身之地，同时在这里还可以根据局势选择是否去香港。他并不知道，孙素珍还没等到1951年“魔考”过去，就已从上海取道广州，又从澳门转到香港了。

年底大扫除

1950年10月，中共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开始，同时，打击一贯道的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年年底，全国开展了一次统一行动。就像一年前的那个冬夜统一查封妓院一样，扫除一贯道的行动也是整齐划一。

12月18日19时，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接到命令，“召集派出所所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市局指示，组成以侦察科长为主的逮捕小组和审讯小组，10时半出发”，各区的抓捕名单已由市局治安处拟定完成。北京市全市统一取缔一贯道的行动从这夜开始。

海淀区公安分局治安科科长许继忠等人，先在早已探明的道首住宅附近布置好武装，户籍警上前把门叫开，以查户口为名进屋检查。室内人员尚无反应，搜捕即已开始。搜查时，道首一家人被安置在一间房子里。搜查到的道坛器物等造册登记，登记在册的有日伪时期、国民党时期的特务证件，国民党旗和美国国旗，潜伏活动计划，反动乱语(谣言)底稿，武器。在地下和密室还发现有金银资财。西郊各分局3个小时就抓捕道首13人。
约1951年，从一贯道道首家中搜出的武器、子弹及蒋介石给他的委任状。

许继忠所在的海淀区有一贯道成员2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7，数目还不是最多的。他很快就归纳出该区一贯道的特点来，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性和完整样本意义的分布：海淀区的一贯道与日伪时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国民党仍来往，与特务机构有协作；从职务上看，有坛主、有点传师、有“三才”、还有众道徒，这些关系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网。

到凌晨4时，全市130多名道首被抓捕，并通夜审讯拿口供。

这一夜，没有搜到张五福和孙素珍。

在武汉，四面楚歌的王效峰每到一处都看到大街小巷上严令取缔的标语，各地道首也都像他一样，想找个落脚的地方都没可投靠的人了。逃到任何一个地方之前他先看一下报纸，就会看到那个城市的一贯道道首名字就登在报纸上。

躲藏一载

从镇反以后，武汉打击一贯道出拳愈发重了，王效峰开始了他的躲藏生涯。

开始他还想继续在汉口友益街辅仁别墅特一号“荣丰堆栈”潜藏下来，可是外界盘查开始变得严格，工商证明一直办不下来，麻袋生意也做不成。于是，他回老家天津避风头。

住在天津的二弟王效纯家里时，天津市区正在开展反道和退道运动。王效峰联系上了天津北门的点传师孟宪章、从山东逃来的无棣县负责人王秉初、点传师张云堂。大家同为躲镇反躲来到天津。没几天孟宪章就告诉王效峰，王秉初、张云堂已被捕，大家不要再来往了。话音刚落，《天津日报》上就登出孟宪章被抓获的报导。

王效峰在二弟家的日子并不清静：天津闹市中央在上演揭批一贯道现场会；5月8日，市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反动会道门限期登记通告》，限坛主以上道徒于5月20日以前，到各自管界公安分局办理登记，交清组织，听候审查；另有报导说，在河北省公安局的配合下，3月份天津市公安局到周边几个县市抓捕了13名大道首。3月初，天津市抓捕道首470人，其中25人判了死刑。

北京更是进不去了，有个叫高永周的男人，从前给张五福当过“三才”，半年前刚从保定潜回北平就被人举报了。周没有经得住“天考”，交待了总坛设在德胜门新华寺街15号的总部。北平市一贯道分布、内外联络情况，一贯道控制的网点图都画在纸上了。所以，进入1950年以后，一贯道在北京已没有隐身之处了。

武汉也回不去了，在天津火车站碰上的一个道友告诉他，他走后武汉的点传师刘龙轩已自杀身亡、张德贵去向不明。

市区的二弟家不能呆了，王效峰就跑到天津县南羊码头村的老姑家住了一阵，6月里回到静海县中旺镇的老家，藏身在老院一个夹墙里。看他天天被“夹”在墙缝中，王父心中也不是滋味，就把儿子送到离家20里路以外青县王福庄和静海团瓢村两个亲戚家又躲了几个月。

此时王效峰唯一的希望来自朝鲜战争中美国放细菌弹的传闻，亲戚们能看到他笑容时，他正在“幸灾乐祸地巴不得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幻想变天”（王效峰语），更多的时候，是看到他静坐默念五字真经，那是他在暗中叩恳“老中”显灵。

就在王效峰“避难”天津周边各县时，听说孙素珍的近身秘书徐宗沂自杀了。

此前他就听说，中共发布取缔一贯道的通告后，徐想离开孙素珍，脱离一贯道，但孙不同意，并对人称徐宗沂得了精神病。

徐宗沂是道内的要人，1947年“一贯道十八代祖师”张光璧死后，他一直跟随孙素珍，对于师母派孙素珍如何争得领导权、全国各支道首的情况、道内利益和人事纷争，徐宗沂都了如指掌，一直深得孙的信赖。

徐离开孙素珍后，自己到天津、西安、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跑了一圈，发现各地道首都已隐藏起来，哪里都找不到可以帮他的熟人了。1951年在上海的一家旅馆，有人发现了一名自杀男子，这个人就是徐宗沂，据查死因是服毒。

徐宗沂之死令王效峰从卧不安，他也是大道首。一年多来并没有像公布上要求的那样去登记，去自首。1951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轻者，处以三年以上徒刑”。而自己却属于没有“改头换面”，仍然“暗中进行活动者”，宽大是没有希望了，只有希望东山再起，东山不起便“以身殉道”（王效峰语）。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群众控诉一贯道罪恶的大会。

挣扎1952

决定“以身殉道”的王效峰1952年6月来到郑州，不久后又一路南行。但孙素珍并没有像王效峰希望的那样，叫人带他从秘密途径进入香港。

孙素珍毁灭了王效峰最后一线希望，他只能在四面楚歌的大陆寻找生路。像所有在1952年仍在法外的大道首一样，王效峰要生存下去，只有靠伪造迁移证件，在新居地改名换姓报户口这一条路了。

王效峰组成了一个新家，“家庭”成员包括点传师程家模、夏惠云，几个人对外称父女、夫妻关系，并且在南昌章江路35号或6号租了几间铺面，以墨水粉厂为名掩护行动。

尽管如此周密，但是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到了1953年已覆盖到南中国，王效峰在南昌的组织很快就被破获。被捕后的他在悔过时写到“我的一切幻想随之彻底破灭了。从而结束了我在一贯道终年的罪恶生活，开始走向新生”。

外电曾报导说，“中共的铁扫帚一个月就扫除了一贯道”，那是指1950年12月那次集中行动。1951年以后，一贯道各地机构还组织过暗地的对抗活动，如1952年，陕西商雒地区一贯道策划过武装叛乱，1953年2月山西晋城有2千多反动会道门道徒筹备过游行示威。

真正在全国范围取缔一贯道，抓到更多像王效峰这样潜藏的大道首，从组织上完全瓦解一贯道，用了三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