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宗在禅宗五家七宗之中理论著作最为宏富。
1、在理论上,博采众长,圆融自在。
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认为,其他禅宗门派“虽差别于仪规”,且无碍于融会”。他在《华严六相义》中作颂有“诸佛意总别,何曾有同异?”这显然是符合佛法本意的。文益诗《理极忘情谓》中说:“理极忘情谓,如何有喻齐。到头霜夜月,任运落前溪。果熟猿兼重,山长似路迷。举头残照在,元是住居西。”反映了他学修圆融、自然的情趣。德韶也一再强调佛教整体是“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如来一大藏经,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言佛心。”
延寿作为集大成者,在《宗镜录》等著作中,充分运用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三论宗等理论,所引资料约 300种,包括释、儒、道三教典籍,答问评说,旨在融通。在他的两部代表作中,《宗镜录》主要论述禅与教的融合,《万善同归集》主要论述禅与净的融合。另外,他还论述了禅与戒的融合等。
禅学思想大致经历了依教修心禅(如安般禅、五门念佛禅、实相禅)、悟心成佛禅(如达摩面壁、六祖顿悟)、超佛祖师禅(如南岳怀让、石头希迁)、越祖分灯禅(如曹洞、云门、法眼宗)等。唐朝中后期到宋朝初期,禅宗正处于越祖分灯时期,沩仰、曹洞、临济、云门、法眼五宗相继产生。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进一步加深了禅学中国化。但在禅风鼎盛的同时,也出现了变异之相,一些宗门禅者借顿悟之名,妄执宗师名相,要么守空玄谈,要么狂禅怪行,大做呵佛骂祖之事,毁弃信解行证,失去了禅的本来意义。
延寿有诗《超伦每效高僧行》:“碧峤径年常寂寂,更无闲事可相於。超伦每效高僧行,得力难忘古佛书。落叶乱渠凭水荡,浮云翳月倩风除。方知嬾与真空合,一衲闲披憩归户。” 说明延寿把学习经教作为成就高僧的条件,悟契真理的途径,但他学习经教,最终还是建立圆融无碍的宗旨的。他的“籍教明宗”,带来了后人一些非议,其实延寿苦口婆心,并不是要执教废禅,目的就在于破除偏执教法和断空邪见。
2、在实践上,广行善行,济国安邦。
延寿在倡导六度万行之时,大力提倡“济急利时”,提倡慈善公益事业,主张“造一所寺,不如救人一命”。万善之中“第一福田者”是“尽忠立孝,济国治家;行谦让之风,履恭之道。”
忠以治国,孝以齐家,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佛教融入中国社会,就在于将“忠孝”思想纳入其精神理念之中。但佛教行世,又具有自己的超脱性,尤其是法眼宗之前的禅宗门派,其祖师的言论开示及特立独行,多呈现玄远、空灵的宗教情趣,少有劝善的演绎,而法眼宗的祖师们则突出了服务社会现实的色彩。
文益、延寿等人以“国师”之尊,吟诗作文,学问宏博,为当时士夫敬慕之楷模。因此,他们的激扬文字,使得士大夫的文典辞章中亦多吸取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传统的儒道之学进一步贯通,所以法眼宗理论成为承前启后、融铸后世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宝贵材质。
法眼宗的祖师们非常自身的修证与完善。如延寿曾在天台山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在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可谓苦心孤诣,德才兼备。这样的人格品位,当是正法住世的关键。
法眼宗的三代祖师都是吴越人,他们的思想与禅风对中土佛教,尤其是吴越地区的影响,可谓持久而深远。延寿等人所倡导的禅教一致、禅净合一等融合的思想,则对后来两宋理学的产生以及明清净土宗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