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一直是佛教徒具有神圣认同感的宗教实践之一。在佛教的放生观点中，认为所谓放生，就是将被捕获之鱼、鸟等生类放之于山野或池沼之中，使其不受人类宰割、烹食，使其重获生命自由。在放生的同时，为举行放生仪式，即予以放生物食物，并为之授“三皈戒”及解说大乘经典等，以结法缘。

 

在佛教中，“放生”主要缘于佛教中“戒杀护生”的思想，如《梵网经》卷下云：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风是我本体，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

 

出家修道者以悲悯众生为念，故而戒杀生食肉，基于此乃有救护、放生之举。因此，放生可以说是戒杀、素食的发展。如果说不杀生、素食是对生命的消极保护，那么，放生就是对生命的积极保护。

 

在中国，“放生”一词，最早见于《列子•说符篇》：

 

“邯郸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放生这一习俗，有着其悠久的发展历史，始自齐梁时代就有施行，但是当时放生之举更多的只是出于儒家“好生之德”的思想。不过，中国初期的佛教“放生”更多是是建立在“戒杀护生”的思想上，只能说是个人慈心善举的一种表达，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并末能形成有一定规模和组织性的。可知，中国早期佛教放生思想的形成，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但是，佛教放生之精神内涵重在“法食两施”，此也是有别于儒家的“好生之德，放生之举”的地方。而在放生池中放生，并为放生物传授“三皈戒”，解说大乘经典等，以结法缘。

 

“方舟江上讲《流水品》，又散粳粮为财法二施。”

 

天台智者大师实为首例。正是在智者大师的极力倡导下，遂使得放生活动遍及于全国且流传并影响至今。

 

一、智者大师放生思想形成的背景与体现

 

智者大师（538—597年），生于烽火动荡的南北朝时期，父兄皆任梁朝命官。虽出身官宦之家，但由于时局动乱及父母亡故，因深体无常而于十八岁，礼长沙果愿寺法绪大师出家。二十三岁时，往大苏山，求受慧思禅师教导，劝修法华三昧，之后于金陵瓦官寺讲学。三十八岁时，栖隐天台山，于华顶峰降魔，证悟法华圆顿中道实相，由此奠定天台教学之基础。尔后，再至金陵讲说天台三大部，六十岁（陈开皇十七年），于天台山石城寺入灭。综观大师一生，可分为生长、师承学习、著述讲学等时期。而其放生思想，乃栖隐于天台期间形成。

 

据《别传》记载，太建七年（575）智者大师入天台山后，当时的天台属于临海郡辖内，大师见天台山麓临海之民日以渔捕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溪簄梁六十余所。当地黎民都以渔捕为业，在溪流的上游筑梁使水决流他方，从而断了下游的水，使下游的断水，以方便捕鱼。或有在海湾处用簄（竹篱笆或竹网）围起来， 涨潮的时候，鱼虾之类海物便随潮进入海湾，退潮时鱼虾之类却因簄拦住而逃脱不了。因此，此种方法当地居民竞相为之。从而“渔捕簄业，交横塞水”，鱼类纷纷被困而捕，故“杀戳既多，煮炙无算”。另外，有甚至由于数量实在太多而来不及收拾，结果鱼虾之类“髗骨成岳，蝇蛆若雷”，从而使得臭气熏天，髗骨遍地，惨不忍睹。这不但“水陆可悲”，亦造成“公私去来（船只）频遭没溺，以此死亡不可称数”。见此情景，智者以大慈大悲的心怀，发动僧众“货（卖）衣资什物”，从渔主孔玄达等人处赎买鱼簄（编竹为栅，置溪中以截鱼之去路而捕取的渔具），同时宣扬放生的功德，使始丰溪“永作放生之池，变此鱼梁，翻成法流之水”。

 

在此间，智者大师还对放生的善信授三皈依，说大法以结法缘。“于天台栖隐期间，讲述此经《流水长者品》，度化渔民，并立放生池”。因此可知，大师的放生思想正是在天台山栖隐期间所形成。《金光明经》为天台五小部之一，也是智者大师十分重视的经典之一，其曾深加研究并对众讲说，并著有《金光明经玄义》和《金光明经文句》两个疏解本（由灌顶记录整理）传世。而智者大师的放生思想，很大一部分程度也应是受到《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品》中流水长者子救鱼放生的典故影响。

 

对于智者大师放生思想的具体体现有以下几点：

 

1、买断簄梁，悉罢江上采捕

 

大师因见天台山麓临海之民日以渔捕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中设捕鱼的竹墙，及溪里筑的捕鱼孔堰，大小不下六十余所。智者大师看了心中大是不忍，故生“恻隐观心”，不忍“彼此相害”，为令“劝舍罪业”，于是大师自己带头，发动僧众信徒“货衣资什物”甚至“金帛”，向土民孔玄达等人，赎“买兹簄业， 永当放生之池”，令“变此鱼梁，翻成法流之水”。

 

2、请讲《金光明》，感舍簄业

 

当时，临海内史计诩（计尚儿）敬奉佛教，太建十三年（581），大师应临海内史计诩之邀，给渔民讲《金光明经》，当讲到“流水长者子品”时，羊公贺等人听后，颇为惭愧，遂联合“合境渔人，改恶从善，好生去杀”，不再为“梁、簄”捕鱼，舍六十三所（或五十五所）“簄梁”为“放生池”，而羊公贺、严续祖等簄主也皈依了佛门。从此，始丰溪上渔簄消失，成为法池。鸢飞鱼跃，其乐无穷。“遂使水陆沾濡，人虫荷泽”，这样“一日所济，巨亿数万”，何止《金光明经》中流水长者子所救的“十千鱼”而已哉！

 

3、表奏帝王，敕放生池以护生

 

智者大师遣门人慧拔就废舍“簄梁”之事表奏陈宣帝，称：“雨华满室，答长者之恩；明珠照夜，报隋侯之德。斯因植妙行于前修，播芳风于末代。福不唐捐，善无虚失！”并请宣帝下敕，将始丰溪至灵江段永作往生福池，禁断渔猎。宣帝宣口敕云：“此江若无乌贼珍味，宜依所请，永为福池。”因此，遂感召陈宣帝乃下旨：“严禁采捕，永为放生之池”，并下令将“从椒江口始，直溯灵江、澄江上游，整个椒江水系都作为施生池”，不得于此水域中采捕，这“椒江水系流经今台州的椒江、黄岩、临海、天台、仙居数县，上流还有今绍兴的新昌， 金华的盘安、永康，丽水的缙云，其范围之广，亘古仅有！”

 

另外，隋开皇十五年（595）九月，智者应晋王杨广之请，再至扬州讲《净名经》，讲毕辞归天台，重整山寺，习静林泉。这时，他发觉前拆除的鱼簄，又重新竖立在溪水之中。临海县尉甚至提出“毁所树之碑，复民簄业”。智者将此事启告晋王杨广。杨广立即传符旨，令簄民放生。但临海县尉却拖延执行，认为这不是隋文帝的旨意，台州土地贫瘠，为使“军民丰沃”，只好让其捕鱼。智者即写长信给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之事。在《智者遗书与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的信中，智者大师略述了天台放生池的由来，国子祭酒徐孝克的树放生碑及放生功德等，劝诫地方当局不要放任或纵容军民毁所树之碑，兴残害之业。为使放生能得以长久，又从世间法和佛法两个角度进行对地方当局官员解拔国的护生放生的劝诫。在信中，大师屡次提及晋王“江南诸州，事无大小，皆由决判”、“亲有符旨，开许放生，何容在所，私行壅遏”、“若恣军民收罗采捕，则是夺人现财，公行劫盗”等事，意在借隋王朝以晋王杨广尊崇放生这一善举，有告诫解拔国镇将不得乖违之意。希望他不要放任或纵容军民毁所树之放生碑，以及毁放生池重新渔捕，兴残害众生之业。

 

4、为授归戒说大法，以结法缘

 

在《流水长者品》中，流水长者子的救鱼放生的典故，先是施鱼以水，再是施鱼以食，最后是施鱼以法，此既救鱼的自然生命，又救鱼的佛教法命，两命同救，可以说为佛教放生奠定了基本定式。智者大师对于《金光明经》十分重视，大师的放生思想亦有受其之影响。因此，智者大师于天台山设放生池，并劝化临海渔夫放生，每当放生时，必先为放生水族之类授“三皈戒”并讲授《金光明经》、《法华经》等，以结法缘。

 

二、智者大师放生思想的影响

 

（一）、倡放生、设放生池的影响

 

《天台山国清寺释智顗传》中叙述，智者大师往居临海，因见天台山麓临海之民日以渔捕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溪簄梁六十余所，不忍“彼此相害”，从而发动僧众信徒集资凑物赎买“簄梁”始丰溪水面作放生池，后又上表游说陈宣帝，遂感得宣帝下旨将整条椒江水系敕作放生池。智者大师劝立放生池的记载，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出现放生池的记载。智者大师提倡的这种“撷取江海一段禁止渔捕”,即将某一水系（或其中的一段）作为固定放生池的形式，成为中国唐宋时期放生池重要的典型模式。

 

在唐中期，受智者大师放生池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凿制放生池”的雏型，可以说，唐、宋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建造放生池最为兴盛的年代。

 

然而，自南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建筑放生池的风气渐渐衰落，元明（万历以前）时期已基本不见建造放生池的记载，这种现状直到明云栖祩宏后方开始转变。他将南宋以后渐衰微的放生池重新振兴起来，舍弃了“撷取江河”的放生形式，而重新复兴“凿制放生池”的放生池的模式，其后一直传播影响至今。

因此，在中国佛教放生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放生池模式也由最初将把某一江河或其中一段水系当作固定的放生池，而逐渐更多地转变为在寺院内或是附近建一放生池的“凿制放生池”，以此用来满足信徒的放生需求。但，放生池这种延续至今的做法其根源乃是起源于智者大师。可以说，智者大师设“放生池”之举乃是在中国佛教放生史上的孤明独创，意义非凡，可以说影响甚巨！

 

（二）、对放生会及制定放生仪规的影响

 

赎取被捕之鱼、鸟等诸禽畜，再放于池沼、山野，称为放生；而为放生举行放生仪式的法会，称为放生会。最初，佛制比丘贮放生器，日常罗漉水囊之生类容之，以放之于泉池河水。未有放生会之事。至天台智者制天台山海曲为放生池，使海上渔人放鱼介于此。放之当为授三归戒，说大法以结法缘。盖取《金光明经》所说流水长者救生之事缘也。是为放生会之滥觞。其后，於宋天禧三年（1020），天台宗遵式奏请以杭州西湖为放生池，自制“放生慈济法门”，于每年四月八日举行放生会，为天子祝圣。另，天圣三年（1025），四明知礼亦奏请永久成立南湖放生池之佛生日放生会，并撰《放生文》以定其仪规。如《佛祖统纪》卷十二中记载： “法师智环，学于法智，杨文公劝法智止其焚躯，作书与慈云，令师往劝住世。法智（四明智礼）建放生会， 请枢密刘筠撰碑记述。师迭书催之，遂得成文。”又，刘筠《敕延庆院放生池碑铭并序》中载：“每岁以佛生之旦，众大和会，浮泛彩鹢，演畅竺坟，寤流水之胜缘。识衔珠之善报，莫不竞持诡类，咸造碕浔，纵之于波，快哉共叹。……”至此天台之慈云、四明将放生会盛行之，并制定系统的放生仪规。

 

为放生物念诵经咒以祈乘力往生的仪式，始自于天台智者大师。《释门正统》中云：“智者甞剏放生池于海涯，当其放之也，则为授归戒、说大法，然后纵之海中，圉圉洋洋得其所也，而不知日活几千万亿乎！智者没，至唐末，中国台道渐息，而海东诸国极炽。忠法师谓智者缘在此方，而道敷于海东者，此必放生诸鱼所致耳！闻者莫不笑之，以余观之，其语若诞，教理有凭，流水十千天子，即脱鱼报，岂非此乎！中兴以来，祥开延庆，化广葛川，金塘大堤，歌于刘礼部之颂溍浔渌浦，酬于王丞相之恩。故《教行录》、《金园集》各有放生仪轨。”

 

对于，放生仪规的制定，当初智者大师以“虽未有具体的放生仪规，但是其放生的基本定式，即是依照《金光明经》中救生之事缘，“放之当为授三归戒，说大法以结法缘。”这对后来宋代的遵式、知礼等天台大师为放生而制定的“放生仪规”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如慈云之《金园集》、四明之《教行录》，各有放生之仪轨。此后，放生习俗彻底佛教化了，并经久不衰。

 

因此，现在通行的《放生仪规》，即是依据《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的大意编撰的。其放生仪规基本分为：“洒净颂偈、说三皈依、放生发愿”三个部分。而放生仪规的制定也为中国佛教的放生制度作出又一贡献。

 

通过上文，我们对智者大师的放生思想有了清晰的了解。智者大师往居临海，见天台山麓临海之民日以渔捕为业，罾网相连四百余里，江溪簄梁六十余所，大师因不忍见“彼此相害”，遂发动僧众信徒集资凑物赎买“簄梁”，并上表游说陈宣帝，遂感得宣帝下旨将整条椒江水系敕作放生池。由此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大师舍己为他、济物救生的菩萨之心与真切之情。而大师那种重视物命，始终如一的慈悲精神，深深影响了后代学人。在对大师放生思想的解读过程中，可知其放生思想对后来放生池的发展，及对成立放生会与放生仪规的制定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故大师的放生思想，在中国佛教放生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千百年来，景仰高风，慈济物类之缁素学人，不可胜数。

 

 

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普愿大众，同证菩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