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贩鸟圈，有人把生财之道瞄准了“放生”。“放生”最终导致更多鸟类被伤害，这是多么荒唐。

 

 

 

澎湃新闻的“迁徙劫”系列调查报道称，有资深鸟贩子表示，在贩鸟市场中，“现在的话，吃鸟顶多占到两成，放生和玩鸟各占四成。”动保组织“让候鸟飞”护鸟志愿者刘懿丹表示，仅过去四五年间，经她从贩鸟人处买下并放生的野生鸟价值就超过100万元，后来实在没钱买了，就转做了举报者。

 

放生，原本是佛教十善业中“不杀生”(戒杀)的衍生，孟子也说“见其生，则不忍见其死”，讲的就是恻隐之心。放生本起于善心、属于善行，可时至今日，放生却俨然成了备受诟病的坏事，动辄跟破坏生态、危害社会安全联系在一起。

 

放生从动机论层面的厚德之举，变成舆论评判下的缺德之事，原因就在于，太多所谓的“放生”没变成“护生”，反倒成了“杀生”，造成了放生悖论。

 

 

 

这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则，现实中很多放生行为只顾“放”不管“生”，毫无科学可言，网上说的“中国式放生”——将淡水鱼放入大海，将陆龟抛入水中，将毒蛇投放在村庄附近，将外来物种放在脆弱环境，将热带物种置于温带地域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到头来，这些被放生之物只有死路一条，还可能造成生态灾难。

 

二则，很多时候放生就是抓生、杀生的诱发因子。之前有媒体就曾报道“你慈悲放生我疯狂抓生”的现象：在有的江边，放生者刚将从捕龟者那买来的龟放入水中，就被捕龟者捞起来再卖，循环利用。澎湃新闻的“迁徙劫”报道中也提到，将活鸟卖给信徒能赚不少差价，信徒放生需求刺激了鸟贩的“下游供给”，他们会捕、贩更多的野生活鸟并“逼买”，若不买就可能“下通牒”将其杀掉。

 

 

 

中国春秋时代有“赵简子元日放生”的典故。有人进献猎物给晋国卿大夫赵简子，赵简子原打算厚赏，“正旦放生，示有恩也”，但却被门客说服——“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即放生也是抓生之源。

 

也正是基于放生跟捕生、杀生的供需链，有些人抛出了“没有放生，就没有杀害”的说法。这不是指放生的初衷有问题，而是说，放生者不应罔顾客观的现实后果，也无法从猎杀动物、吞噬生命的黑产中轻易摘除责任。

 

 

 

为了遏止随意放生乱象，新版《野生动物保护法》还特意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意味着，有关部门可对“买蛇放生”之类任性做法追究法律责任。

 

事实上，很多生态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有“放生”，但这已成为高度专业化的生态修复行为。在不少国家，放生是野生动物复健的末端，它会由那些复健员在对受伤、被遗弃之类的野生动物进行收治、初步检查、康复治疗和放归评估后，才有讲究地放归野外。这些已形成缜密、科学的流程，而不是想放就放。

 

 

 

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说：“如果能够帮助一只疲惫的知更鸟回巢，我就不虚此生。”但是，事件进入社会操作层面之后，就应该尊重科学规律和社会规律。已然戕害了众多生灵的“中国式放生”必须叫停，理应被改造成专业性的生态修复。这是一个国家应有的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