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其中明确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传统上的放生实为内心慈悲的不经意外现。而当下的“放生者”，多数时候有着功利之心，诸如为了家人疾病得以康复、求官求财等等，听信了所谓“大师”的蛊惑。

按照“大师”的说法，放生得“足量”，才能体现“心诚”，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就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今年4月央视就曾揭露出因放生滋生出的候鸟捕猎地下产业链条。其实，相关灰色行当早就大行其道。

这种强求来的放生，同时还很可能因为破坏生态，给动植物造成毁灭性灾难。可见，盲目放生不仅不是善行，反而是对社会有害无益的杀生，须得到法律应有的规束。

本次草案规定，乱放生若是造成损害，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不得不说，本次修改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法律重申作用，但单就这项修改而言，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并无实质创新。即便在目前法律体系中，只要有人放生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也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追究其相应责任。须指出，正在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增加了“修复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放生者将来或将承担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

作为特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既然要修改，就有必要解决其他法律尚未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时进行自我完善。整治随意放生不能限于后果已然产生后的事后惩罚，对此，当前法律确实存在空白。

如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禁猎区破坏国家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息繁衍场所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以罚款。”

 

可是，对于何为“违反本法”却并没有具体规定。有必要将乱放生行为纳入该条的调整范围。

此外，在相关重点区域放生，就应当采取严格前置审批程序；未经审批或超出审批放生，就应视为破坏行为，将受到惩罚；若是产生严重后果，则应承担更严厉惩罚；为违法放生提供帮助的则须认定为共同违法。

当然，整治乱放生也无须无限极端化，并非所有区域都需要比照重点区域保护。因此，有必要按照各地生态情况区分出不同区域，分级建立起不同强度的，包括事先预防或批准、事中制止、事后全面追责的全方位制度体系。如此才是法律修改的应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