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几轮产能过剩，每一轮都比上一轮更加严重。当下的产能过剩从几个主要行业看，已经到了极端状态。本来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没有过剩哪来竞争？但中国的产能是超常态的过剩，是严重过剩，是非理性行为造成的过剩。

 

这种非理性行为表现在四个方面：

 

国有企业经营者要争企业规模，这个规模不仅是指产品的经济规模，主要是追求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资产总量规模、产能规模。按照考核的要求，企业不进入前三名，就有可能被同类企业重组，企业地位难保。

 

民营企业的老板也在追求扩大规模。有规模才能得到政府的认可，得到股东们的支持，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银行的信贷，得到供应商的供货。

 

地方政府为追求GDP，以各种方式鼓动企业扩大产能，承诺土地不要钱，税收可以返还，目的只有一个——占领GDP的制高点。

 

政府有关部门按照产业政策的目标进行产能审批。需要审批，就说明稀缺，结果是有批件要上，没有批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审批经济看似理性，实则事与愿违。审批经济也是产能严重过剩的重要动因之一。

 

上下左右都有非理性扩大产能的冲动，今天的产能严重过剩还奇怪吗？关键是如何解决产能严重过剩，无论是治标还是治本，都要靠改革。

 

眼前解决产能严重过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大量“僵尸企业”。这里有两种方式：行政方式、市场方式。

 

什么是行政方式？就是对“僵尸企业”或者补亏，或者给土地、矿山、房屋等各种资源，或者给“安定团结贷款”，或者让好企业收并、重组“僵尸企业”。总之以各种方式输血，维持企业“僵而不死”。这些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把重组“僵尸”的好企业也拖垮。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值得汲取。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行政方式？因为行政方式对“僵尸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有利。但行政方式的结果，除了账面亏损看不到了，其他基本没有变。落后产能不仅是指装备的落后、产品的落后，更主要的是观念的落后、管理的落后、商业模式的落后、体制和机制的落后。

 

而且，行政方式补亏一定是选择性行为，会造成市场的不公平，导致种种假象出现。明明应该淘汰的落后产能，会被政府补亏之后的虚假盈利所掩饰；明明是有价值的企业，由于没有得到政府补亏账面上反映出的却是亏损。

 

这其中就难免会产生寻租行为。只有不再搞行政方式补亏，水落石出，才能分辨出哪些是应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在这一点上，市场才是比较公平的。仅仅靠行政方式的关停并转，靠砸锭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是难以解决上述问题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财政部就已经明确，竞争性领域的经营性国企不再补亏。给经营性企业补亏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竞争性领域的亏损国企不应该补亏，亏损民企就更没有道理补亏了。改革不能倒退，竞争性领域的亏损国企，只能在市场中优胜劣汰。

 

什么是市场方式？就是“依法治僵”，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种方式。原则是：不能救助企业，只能救助职工。

 

中国在2007年颁布了新的《企业破产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从美国联邦《破产法》引入了“重整”概念，这是国际惯例。也就是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有两条道，或者破产清算（安乐死），但要安置好职工；或者破产重整（重生）。企业如果没有价值就破产清算，破产清算就是依法淘汰落后产能。企业有价值就破产重整，凤凰涅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花旗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都经过破产重整，最终让这些公司浴火重生。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对大多数“僵尸企业”的处置，并没有通过《企业破产法》解决问题。

 

国企中的僵尸企业，只要还有人救助，就不会愿意主动通过破产解决问题。哪怕是“破产重整”，那毕竟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有不确定性，还可能被追究责任。民企中的僵尸企业，出路一是找政府救助，理由是如果不救助我，职工不稳定怎么办？二是找民间借贷度过难关；三是实在不行就跑路，反正没救了。

 

其实民企若发生危机，还有一条路，就是主动申请进入破产程序，求得破产保护，任何债权人都不能再追债，企业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然后请专业的破产管理专家进行诊断，没有价值的清算、淘汰、安置职工，有价值的重整再生。

 

许多有价值的“僵尸企业”之所以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不知法、不懂法、不用法，不知道用《企业破产法》这个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真正市场化的兼并是在“破产重整”过程中进行的兼并，而不是变相输血式兼并。在上一轮国企脱困过程中，也曾提出过“多兼并少破产”的要求。但在实施过程中，很容易被行政干预，让优势企业为行政目标去兼并困难企业，往往成为优势企业的包袱，甚至拖垮了优势企业。成功案例屈指可数，且付出巨大代价，不成功的教训则比比皆是。

 

许多人对新的《企业破产法》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破产的概念上，企业破产就是企业没了，职工失业了，银行损失了，心理上有恐惧，所以就不区分情况，不区分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千方百计、不计代价地去救助。

 

有价值的“破产企业”还可能浴火重生，但我们对“破产重整”还缺乏了解和理解。即使是有价值的企业也不应该用行政方式去救助，而应该用市场方式去重整。重整的过程也不会是完全保留原有的资产和产能，重组方必然有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破产重整”对中国的民众来说毕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包括各级政府官员、企业股东、企业经营者、职工以及银行、供应商、中介机构、媒体和教育机构在内，都需要重新学习《企业破产法》，普及“破产重整”的法律知识，坚持“依法治僵”。

 

这方面是有真实案例的，国企上市公司“中核钛白”就刚刚经历了破产重整、浴火重生的过程。这个案例有助于各界对新的《企业破产法》的理解。

 

上市公司“中核钛白”地处西北戈壁滩，2009年ST之后已停产、半停产，职工发不出工资，几次上街堵路，情况非常严重。各方面曾经几次救助，越救越困。职工甚至希望公司黄了好回总公司这个母体。但当股东不再出钱救助“中核钛白”时，所有人才开始面对现实。

 

“中核钛白”是一家有价值的公司，此后依法进入了破产程序，期间经历过审计、评估、招标、债务重组、兼并收购、企业改制、职工身份置换、员工上岗、恢复生产九死一生的“破产重整”过程，最终浴火重生。在钛白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大环境下，企业保持正常生产经营。

 

过去上市公司ST之后，一般是卖壳，只保股民的利益，而把公司里面的资产、职工掏出去。但“中核钛白”的案例没有这样做，原股东不是一卖了之，而是顾两头，既保股民的利益，又保员工岗位，最终实现企业利益相关方共赢，没有输家。这里体现了“中核钛白”原国有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核404公司社会责任的担当，是真正实现市场化重整的典型案例。

 

目前来看，符合破产条件、应该进入破产程序的“僵尸企业”，绝大部分没有“依法治僵”。为何？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缺少这样坚决的态度和措施。

 

 

上一轮国企脱困，政策性破产了5000户企业，安置了1000多万职工，其中不乏许多资源枯竭的矿山、大型制造业企业，例如杨家杖子矿务局、沈阳冶炼厂，涉及上万职工。当时的困难比现在多得多，稳定的压力大得多，政府支付能力弱得多，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如果当年也对“僵尸企业”继续输血，维持下去，也不可能实施政策性破产，结果可能就会严重影响后来的经济发展。

 

现在各方面条件好得多，尤其是有了新的《企业破产法》，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基本建立，政府支付能力大大增强，社会就业渠道更加宽阔，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像当年蛇口改革者袁庚所说的那样，“往前走，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