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浙江台州天台山，有人开着拖拉机放生了上千只狐狸、浣熊、貂等动物。一个星期后，这些动物死了一半，烂在路上。上个月 14日，四男一女驾面包车在广州某村子，将上千只“坑渠老鼠”“放生”至田间及村屋旁……

　　无论是放生利益链的种种“利”，还是一些放生行为本身的种种“愚”，都屡见不鲜。但遗憾的是，不少媒体仍以“善”、“恶”的观点去评论上述行为，因而畏首畏尾，不忘照顾各方情绪。比如，首先要肯定“传统文化的善举理念”，然后再去抨击“盲目放生”。不难看出，道德的大帽子，有时候影响了人们观点的明确表达。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有句名言，“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实际上，无论是对放生行为，还是对其他社会公共事件的评判，我们都无需将其抬高到道德层面去评价，首先应当检验，一件事是否符合常识与理性。

　　王小波曾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这句话，放在当今动辄就追求“道德正确”的社会而言，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那么单就放生来说，常识又是什么呢？

　　首先，生态与环保是一个相对基础的常识，也就是说，放生如果不能满足生态环保的要求，那么就无道德可言。

　　在此基础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对于商业化放生来说，越放生，越杀生；放生的动物，未必是能活的，动物被放生至一个不适应的环境，放生便是放死；放生，要考虑生态入侵的问题；放生，不应功利，也就是说，放生不应当是购买筹码然后的消费行为。

　　汝为功德而行功德，并无功德。

　　所以，对于放生者而言，在行放生之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常识与理性，然后再去评判其道德属性。就拿昆明野生鸟类灰色利益链而言，为了猎捕到一只鸟儿，常会误伤、误杀四五只鸟儿。在这种利益链条下，说放生一事，绝对与道德无关，该讨论的，是有没有越过底线。

　　放生者可能会说，抓鸟伤鸟与我无关，我放鸟，所以我道德。这与“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其实道理相近。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应当形成一个共识，道德判断不应凌驾于对“实施问题的健全的判断”基础上，否则，就是在舍本逐末，就会畏首畏尾，进而模糊了一切道德标准。

　　无论是放生，抑或是推而广之其他任何有争议的现象，没有常识与理性的基石，对善恶道德的讨论均是海市蜃楼。因为道德不是社会底线，常识与理性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