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讲“援助无拥论”，由于被援助国自身问题，外来援助并不能发挥作用。迪顿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福利改善，应更多的依靠内部力量的发挥来解决，一个地区的振兴也应更多的依靠内部力量发挥来解决，国企改革同样如此。
王珉说在吉林改革的方向是好的，通钢改革方向是对的，只是操作有失误，改革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要鼓励试错，保护试错，只要不贪腐。
改革从来都是被逼出来的，脓包破了，也正是改革最好的时机，死马当活马治，可以网开一面，只要能够脱困，能够解决问题，什么招都可以试，没有错就没有对。
那么，我建议，我们东北三省除了向中央要各种投入各方面政策以外，还应该要改革的政策，就是希望中央能够把东北三省作为改革的试验区，能够网开一面，在现有国家制定政策的基础上能更加开放。
东北三省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国企要充分破产重整。我们国家2007年颁布了《企业破产法》，《企业破产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借鉴了美国《联邦破产法》的破产重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等公司都经历了破产重整，今天仍然是最好的企业之一。央企上市公司中和泰百破产重整，凤凰涅磐、欲火重生，我拍了一部这个案例的纪录片，一个半小时，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今天没有机会给大家放了。
无论用什么办法救企业，无论用什么借口救企业。比如说稳定压倒一切，都是改革的倒退，可以花钱救职工，不可以花钱救企业，这是原则。三年脱困期间，哪一天政府门口没有人，当年的沈阳市政府、辽宁省政府门口天天有人，改制分流比下岗分流要更有利于稳定，所以企业要优胜劣汰。
第二，改制分流。国家经贸委2002年856号文，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文件到今天仍然适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全国大概解决一半。龙煤可以将与十万人相对应的企业资本打包实行分散突围，就像当年的黎明和东锅一样，而不宜再用下岗分流的办法，可以先试点。
第三，分红权改革。二十年前，联想怎么改革的？就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给了联想一个政策，就是给了内部员工35%的分红权，联想改革从此起步。上世纪如果没有当年联想的分红权改革，就没有联想的今天，联想到今天仍然有36%的国有股，34%左右的内部员工股，主要是骨干员工持股，还有40%的民营资本。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有资本大幅度增值。分红权改革，骨干员工持股，使联想有了主人，这个改革主要解决了企业有了主人，解决了联想发展的内因，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搭经营者、骨干员工资本的便车。没有三十年前分红权改革，就没有今天的联想。
国务院国资委2008年139号文，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明确经批准可以探索通过多种方式，取得企业股权，符合条件的也可获得企业利润奖励，利润奖励就是奖励分红。就是说，国务院国资委是有明确文件的，我们可以通过增量利润分会，不动存量，然后用正三七的办法，就是增量分红过程当中，70%仍然归国有资本，30%归企业内部的员工，尤其是骨干员工。而且，亏损企业可以用减亏分红的办法来操作。
那么，我讲这个道理是不是有依据的呢？是有依据的。目前国内大概有七、八千家民营企业，在搞分红权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天时间关系，不给大家讲案例了。通过这个改革，很多民营企业扭亏为盈，盈亏企业利润逆势增长，在同行业，民营企业甚至其他企业亏损的情况，凡是通过分红权改革的企业，利润逆势增长。
当年，农村改革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了土地收益权归谁的问题。农民有了土地收益权，农民成为主人，农村改革就起步了。收益权从所有权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过去讲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我们现在要讲三权分离，就是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相分离，明确收益权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有人可能问，凭什么员工可以实现分红权，他也没有投资，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我们要讨论，企业的价值是谁创造的，应该归谁？企业的价值都是劳动者创造的，都应该归劳动者吗？与资本无关吗？这个提法科学吗？那谁还会冒险去投资呢？另一点，企业价值都是资本带来的，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都归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无关，那不是把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全剥夺了吗？这合理吗？
我认为，企业的价值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创造的。因此，按劳分红与按资分红相结合，天经地义。人力资本与投资者利益共享制才是公平的。因此，劳动股份制是合理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不存在流失。
分红权改革操作容易，不动存量，只动增量，不涉及集体利益，不涉及改制，不涉及流失，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利于达成共识，可以在各类性质企业普遍适用。国企主要适用于充分竞争领域。关键是要想明白，不鼓励改革、不承担责任，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第四，厂办大集体改革。
十年前马鞍山钢铁公司，去年的包头钢铁公司，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我们东三省的改革基本没有起步。国务院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文件，但是东三省基本没有动，中央财政给了补贴，地方希望中央财政全兜，这可能吗？
第五，兰州市城市国企整体脱困的典型。
2005年—2007年，兰州市委市政府国企脱困攻坚战。当年的市委书记叫陈宝生，现在在国家行政学院当副院长，他当时说，我准备好市委门口打不开。那么，当时组织政府各部门制定了整套的改革政策，组成工作组，分期分批，一企一策，通过两个置换，一个是产权置换，一个是身份置换。在三年内把兰州当年国企的困境基本上改变。当然，经过后来的不断发展，情况越来越好。当年，国务院国资委把兰州市作为城市国企改革的典范，现在的兰州市副市长牛向东，就是当年兰州国企改革的前线总指挥。
钱从哪里来？我们改革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钱从哪里来，一个是人到哪里去。我们今天筹集改革成本的能力比十八年前好多了。比如说，国有资本收益，比如说，国有股权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现，包括财政的补充、中央财政的支持，筹措改革成本的能力比十八年前强多了，少上几个项目，改革就强多了。人到哪里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能再搞大面积的下岗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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