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的起源和茶源的佛教传说

　　

　　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饮茶记录，已经无法确切地查明到底最早是在什么年代了，但是大致的时代是有说法的，并且也可以找到证据显示，确实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饮茶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但是也有人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等。

　　

　　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

　　

　　在国内，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有好几种说法。不少人认为在云南。有一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载。神农有个水晶肚，达摩眼皮变茶树，中国饮茶起源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起于上古，有的认为起于周，起于秦汉、三国、南北朝、唐代的说法也都有。造成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因唐代以前无“茶”字，而只有“荼”字的记载，直到《茶经》的作者陆羽，方将“荼”字减一画而写成“茶”，因此有茶起源于唐代的说法。

　　

　　神农说：唐代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而中国饮茶起源于神农的说法也因民间传说而衍生出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是神农在野外以釜锅煮水时，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的水，其色微黄，喝人口中生津止渴、提神醒脑。以神农过去尝百草的经验，判断它是一种药而发现茶。这是有关中国饮茶起源最普遍的说法。

　　

　　西周说：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它珍贵产品纳贡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了。

　　

　　秦汉说：有人认为现存最早较可靠的茶学资料是在汉代，以王褒撰的《僮约》为主要依据。此文撰于汉宣帝三年(公元前59年)，是在《茶经》之前茶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其文说明了当时茶文化的发展状况，内容如下：

　　

　　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铺。涤杯整案。园中拔

　　

　　蒜。斫苏切脯。筑肉棘芋。脍鱼焦鳌。烹茶尽具。铺已盖

　　

　　藏。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为府椽

　　

　　求用钱。推纺恶败。傻索绵亭。买席往来都洛。当为妇

　　

　　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牛贩鹅。

　　

　　武阳买茶。杨氏池中担荷。往来市聚。慎护奸偷。

　　

　　“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由文中可知，茶已成为当时社会饮食的一环，且为待客以礼的珍稀之物，可见茶在当时社会地位的重要。

　　

　　六朝说：中国饮茶起于六朝的说法，有人认为起于“孙皓以茶代酒”，有人认为系“王肃茗饮”而始，日本、印度则流传饮茶起于“达摩禅定”的说法。然而秦汉说具有史料证据确凿可考，削弱了六朝说的正确性。

　　

　　达摩禅定：传说菩提达摩自印度东使中国，誓言以九年时间停止睡眠进行禅定，前三年达摩如愿成功，但后来渐不支终于熟睡，达摩醒来后羞愤交加，遂割下眼皮，掷于地上。不久后掷眼皮处生出小树，枝叶扶疏，生机盎然。此后五年，达摩相当清醒，然还差一年又遭睡魔侵入，达摩采食了身旁的树叶，食后立刻脑清目明，心志清楚，方得以完成九年禅定的誓言。达摩采食的树叶即为后代的茶，此乃饮茶起于六朝达摩的说法。

　　

　　茶的起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考究。而“达摩禅定“说，相对于社会学者或者非宗教徒来说，似乎过于玄谈，大都归咎于佛教人士的异说，有牵强附会之嫌。玄谈也罢，异说也罢，无非是说明茶与佛教的渊源和茶在佛教修行中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在以下的“禅茶一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茶道的发展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喝茶的国家。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其中所说的荼即是茶的古称。陆羽在《茶经》中也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周公”。炎帝神农氏时代是我国民族成长史上的一个远古时代，距今约五千年，打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几乎每一页都可以闻到茶香。中华各民族人民自古以来都有饮茶、敬茶的传统礼俗。

　　

　　“客来时，敬杯茶，能增进情谊；口干时，饮杯茶，能润喉生津；疲劳时，饮杯茶，能舒筋解乏；空暇时，品品茶，能口鼻生香；心烦时，晶品茶，能静心清神；滞食时，饮热茶，能消食去腻。，’中国人最懂得饮茶的无穷乐趣。

　　

　　中国人视“道”为体系完整的思想学说，是宇宙、人生的法则、规律，所以中国人不轻易言道，不像日本茶有茶道、花有花道、香有香道、剑有剑道、连摔跤搏击也有柔道、跆拳道。在中国，饮食、玩乐诸多活动中，能升华为道的只有茶道。

　　

　　在我国可确切考证的资料中，“茶道”这一词最初见于唐代《封氏闻见记》。《封氏闻见记》是唐天宝年间(742—756年)的进士封演所着。他写道：“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议润色之，于是茶道大兴。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唐代名宦刘贞亮在总结饮茶十德时也曾讲：“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由此可见茶道始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茶道”的创始者是陆羽。

　　

　　根据日本《茶经详说》，729年，圣武天皇在宫中召集僧侣百人念《般若经》，第2天赠茶犒劳众僧。在《茶道入门》中记载道，749年，孝谦天皇在奈良东大寺召集五千僧侣在佛前诵经，事毕以茶犒赏，当时的茶是由遣隋使、遣唐使带回来的，非常珍贵。因此，能得到天皇以茶犒赏也就非同一般了。当时的茶主要作药用。平安时代，日本高僧永忠、最澄、空海先后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播种，并传授中国的茶礼和茶俗。到了镰仓时代，日本兴起品茶风，带头人是曾经留学中国的禅师荣西。1191年，他亲自种茶，还把茶种送给京都高僧明惠上人，明惠把茶种种在楫尾山上，后来这成为日本闻名遐迩的“拇尾茶”。荣西研究中国唐代陆羽的《茶经》，写出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着《吃茶养生记》。他认为“饮茶可以清心，脱俗，明日，长寿，使人高尚”。他把此书献给镰仓幕府，上层阶级开始爱好饮茶，随后，日本举国上下盛行饮茶之风。

　　

　　然而，若要说日本茶道创始人是谁?那就非村田珠光莫属了。村田珠光也是僧人之子，年少时人了奈良称名寺法门，却因为迷恋上斗茶游戏，被寺院逐出门墙。所谓斗茶，是当时一种推测茶叶产地、茶叶质量、水质产地的赌博游戏。珠光日后到京都大德寺一休宗纯禅师门下参禅，解悟品茶的蕴奥，继而创出仅有四叠半空间的“草庵茶室”。简单说来，便是将只能在豪门内用屏风围起来举办的品茶会，改革为在寒家陋室也可以风流尔雅一番的大众文化。珠光废弃所有大唐样式的茶具，例如将象牙或银制茶杓改为竹制茶杓等，带头创造出日本式格调的品茶会。

　　

　　珠光的徒孙正是日本茶道中兴之祖武野绍鸥。绍鸥不但摒弃一切豪华茶具与装潢，更将连歌(由二人以上分别咏和歌长句“五、七、五”与短句“七、七”的接龙诗歌)的闲寂美学也引进来，创出“佗茶”(wabicha)精神。佗，闲寂、幽静也。绍鸥想表达的是镰仓时代末期歌人藤原定家所咏和歌“举目今何在，樱花与枫红，海滨一茅庐，秋令观暮色”之境界。而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正是绍鸥弟子千利休(1522—1591年)，也是日本茶圣。

　　

　　千利休是大阪府(土界)市富商，不但将四叠半茶室改为仅有二叠的空间，更积极采用无名作家的陶器与茶具，并将茶前的豪华怀石料理简化为三菜一汤。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均先后重用过千利休，但茶会在信长时代只是掌握政治经济的仪式，直至秀吉时代才普及开来。白干利休的孙子千利旦之后，千家茶道又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千家流传至今，是现今日本茶道最有名的三大流派。

　　

　　茶道始于唐代，茶道的创始者是陆羽。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的茶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茶道，如果勉强要说的话，则可称为茶道的雏形，而真正意义上的茶道在日本才得以发展：创始于村田珠光，中兴于武野绍鸥，集大成于千利休。纵观其中之大成就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与佛教有不可取代的渊源：日本一派很显然大都是高僧大德，修行中人。就中国的茶圣陆羽而言，也属佛门中人。陆羽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33年，一说公元727年)，据《新唐书·隐逸列传》”记载：“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今湖北天门)。”相传陆羽原是个被遗弃于西湖之滨的孤儿，后为龙盖寺住持智积和尚发现，带回抚养。陆羽长大后，因无名字，乃以《周易》为自己卜卦取名，卜得“渐”卦，其爻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遂以“陆”为姓“羽”为名，“鸿渐”为字。陆羽生性淡泊，清高雅逸，喜欢与文人雅士交游，《全唐诗》中搜录了陆羽写的《六羡歌》：“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人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由诗中可看出陆羽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在隐居期间，他与诗僧皎然、隐士张志和等人，交往甚密，成为莫逆。由此可见，茶也，道也，佛也!茶中有道，道不离佛，佛之义理，茶道中行!禅茶一味是最切实的表现。

　　

　　三、禅茶一味

　　

　　茶禅一味，佛教语汇，意指禅味与茶味是同一种兴味。原系宋代克勤禅师(1063—1135)书赠参学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收藏于日本奈良大德寺，后成为佛教与民间流行语。佛教僧众坐禅饮茶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晋代。《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昭德寺修行，除“日服镇守药”外，“时复饮芥苏一二升而已”。唐代陆羽曾在寺院学习烹茶术七八年之久，所撰《茶经》记载的“煎茶法”即源于丛林(佛教僧众聚居之所)。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亦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千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终使僧人饮茶成风，有的甚至达到“唯茶是求”的境地。

　　

　　茶与禅的相通之处在于追求精神境界的提纯与升华。饮茶时注重平心静气品味，参禅则要静心息虑体味。茶道与禅悟均着重在主体感觉，非深味之不可；如碾茶要轻拉慢推，煮茶须三沸判定，点茶要提壶三注，饮茶要观色、品味，这些茶事过程均有体悟自然本真的意蕴，由此便易体悟佛性，即喝进大自然的精英，使神清意灸，有助领略般若真谛。“遇茶吃茶，遇饭吃饭”，平常自然，是参禅第一步。故清代湛愚老人《心灯录》称赞赵州：“‘吃茶去’三字，真直截，真痛快!”丛林中也多沿用赵州方法打念头，除妄想。

　　

　　“茶禅一味”流传广泛，“饭后三碗茶”成为禅寺“和尚家风”。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寸丁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串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饮茶为佛寺制度之一，寺中设有“茶堂”，有“茶头”专管茶水，按时击“茶鼓”召集僧众饮茶。禅寺还开辟茶园，种植茶树。

　　

　　“茶禅一味”还传至海外，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荣西和尚将茶叶带到日本并着《吃茶养生记》，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在饮茶中体味清虚淡远的禅意，后逐渐形成仪规详细的“日本茶道”。日本《山上宗二记》即云：“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依归。”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曰：“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

　　

　　“茶禅一味”作为固定词组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禅林法语，与“吃茶去”的佛家机锋有着内在的联系；“吃茶去”出自唐代名僧从谂，由于从谂禅师常住赵州观音寺，人称“赵州古佛”。赵州主张“任运随缘，不涉言路”。学人问：“如何是赵州一句?”他说：“老僧半句也无。”关于“吃茶去”有一公案：

　　

　　一人斯到赵州禅院，赵州从谂禅师问：“曾到此间么?”答：“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一僧，答曰：“不曾到。”师又曰：“吃茶去!”后院士问：“为什么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唤院主，院主应诺，师仍云：“吃茶去!”

　　

　　“茶禅一味”法语，还与中日茶文化交流有关。饮茶传人日本初期，是以寺院僧侣为中心的。公元805年，日本最澄从中国带回茶籽，形成日本最古的“日吉茶园”。815年4月，曾在中国唐代生活达三十年之久的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送给天皇。而1214年，留宋归日的荣西禅师献茶给将军实朝，还献上《吃茶养生记》一书。荣西还有另一本着作《兴禅护国论》，主张用茶与禅来拯救国家。在日本学习、研究茶道而获博士学位的滕军教授在所着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一书中指出：“至荣西为止，茶与禅宗的关系可以说是以禅为主，以茶为辅，茶为坐禅修行时的饮料、禅案的素材、行道之资、救国之助等等。这些也还只能说明茶与禅宗生活的密切关系，仍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法嗣关系。村田珠光(1422—1502年)对茶禅的宗法结合，作出了具有历史性的贡献。他改革了当时流行的书院茶、斗茶，将禅的思想导入茶文化，从而创立了日本的茶道。”

　　

　　而珠光也与“茶禅一味”有着密切的关系。珠光在30岁的时候投靠禅宗的著名和尚——一休宗纯，寄居大德寺真珠庵，开始修禅的生活。据说，作为参禅了悟的印可证书，一休将自己珍藏的宋朝禅门巨匠圜悟禅师的墨迹传给了珠光。珠光将其挂在自家茶室外的壁龛上，终日仰怀禅意，专心点茶，终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理。即：佛法并非有什么特别的形式，它存在于每日的生活之中，对茶人来说，佛法就存在于茶汤之中，别无他求。这就是“茶禅一味’’的境地。由此，茶道与禅宗之间成立了正式的法嗣关系。

　　

　　据历史记载，当将军义政询问珠光何为茶道大意时，珠光答道：“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人茶室，外却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之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及天下泰乎。””村田珠光为茶道所确立的禅的指南，一直被继承为茶道思想的核心。

　　

　　“茶禅一味”的观念，还与韩国茶礼有密切的关系。据现有史料的记载，起码在新罗王统一三国的新罗时期，中国的饮茶之风已东渐，最早传人的是朝鲜半岛。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新罗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代(公元632年)，访唐的韩国和尚就带回茶种，种于韩国河东郡双溪寺。公元668年，朝廷的宗庙祭礼和佛教仪式中就运用了茶礼。

　　

　　据《韩国茶礼史的考察》介绍e：高丽时期的佛教茶礼表现的是禅宗礼仪，禅宗礼仪的规范是《敕修百丈清规》和《禅苑清规》。《敕修目丈清规》关系到茶礼的内容有：后任住持举行尊茶、上茶和会茶仪式；寮元负责众寮的茶汤，水头负责烧开水；吃食法中记有吃茶法；四月十三日(阴历)楞严会上茶汤，四节秉拂中有献茶；吃茶时的敲钟、点茶时的打版和茶鼓的打鼓法等。《禅苑清规》有关茶礼的记载有：赴茶汤(参加茶汤集会)；书状(茶会邀请书)；知客(客人接待员)；知事头首点茶(为知事和头首的点茶)；谢茶(感谢请喝茶)；尊宿受疏(收高僧大德之信)。此外，高丽时期在儒教的影响下，连接濂洛关闽学统的初期性理学者们，按照朱子《家礼》举行冠婚丧祭茶礼。

　　

　　在韩国茶礼的发展史上，草衣禅师的地位有如中国的陆羽。他着有《东茶颂》并抄录张源《茶录》的《茶神传》，被视为韩国茶学的两大经典之作。《东茶颂》是以中国陆羽的《茶经》为蓝本，进一步引申阐述茶的益处。草衣禅师为韩国茶业的复兴和茶礼的弘扬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创建的“一枝庵”成为韩国茶文化的圣地。

　　

　　四、茶道中的修行

　　

　　茶道与禅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住持请斋、请茶，乃是禅寺常有的礼仪。禅僧在禅寺中吃茶，是一件礼仪繁复而又严肃的事情，吃茶不啻是一种严格的禅修工夫，是禅门行、坐、语默、动、静当中，众多“借假修真”的媒介之一，这是禅门茶道的特色。

　　

　　在日本，茶禅合一的茶道的真正出现，是以珠光乃至千利休、千宗旦祖孙二代所建立起来的“诧数寄”茶道为标志。中国茶道宋朝以后开展出来的“平常心是道”的禅茶，曾激发出无数浪漫美妙的诗歌和艺术，也曾吟咏出令人回味的片段哲思。

　　

　　日本禅僧仙厓义梵(1344—1431)的《茶道极意》曾说“所谓茶道，在心非在术”。然而，中国历代茶书除了像许次纾(?  —1604)《茶疏》等极少数例外，大体偏于术而略乎心。《茶疏》在最后题为“饮时”、“宜辍”、“不宜用”、“良友”等各节中，讨论了吃茶品茗的时机、对象等，颇有超脱只论“术”不谈“心”这种中国茶书旧传统的态势。例如，在“饮时”一节中，曾说：“薄云小雨之时、小桥边停画舫之时、望树木茂密与竹林层层之时。”而在“良友”一节中，也说到：“清风、明月、纸帐、楮衾、竹簟、石枕、名花、琪树。”中国历代茶书，对于茶树产地、茶叶种类、制茶技巧、茶具好坏、茶水优劣、煎点(泡茶)方法等关于“术”的事情，说之甚详；但对如何在喝茶品茗当中修“心”，甚至在什么环境、以什么心情吃茶品茗，却都略而不论。即使被后人尊为“茶圣”的陆羽(727—804)，在其《茶经》一书当中，对于“心”的描述，也不过下面简短的两句：“茶之效用，味至而寒。是以行优而有俭德之人饮之甚宜。”而当论及茶的功用时，也只强调提神、养身的疗效，与心性的修养完全不相干。例如陆羽《茶经·六之饮》，说到“欲醒睡意，则令其饮茶”；而《茶经·七之事》，虽然广引华陀《食论》、东汉壶居士《食忌》、陶弘景《杂录》等医书和道书，但也仅仅说到茶有“益气力”、“身轻”、“换骨”乃至“可成仙”的功效。再如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点》，引《桐君(药)录》，说到：“茶有饽，人饮之，宜于身。”而钱椿《制茶新谱·茶效》，则引《本草拾遗》，也只说到茶有“止渴、助消化、去痰、除睡意、利尿、明目、增思考力”等功效。这些都告诉我们，中国历代茶书所关心的不是茶的修心，而是茶的养身。肉体性或物质性的“身”，重于心灵性或精神性的“心”，显然是中国历代茶书的特色。

　　

　　日本临济宗开宗祖师——荣西(明庵荣西，1141—1215)，在仁安三年(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和文治三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两度来到盛产茶叶的中国浙江天台山求法，并且随侍万年寺的虚庵怀敞，参究临济宗黄龙派的禅法。回国后，撰写《兴禅护国论》、《吃茶养生记》等名作。其中，《吃茶养生记》即是荣西禅师的茶道论书。在日本，“心术并重”、名副其实茶、禅合一的茶道，要到珠光(村田珠光，1423—1502)、绍鸥(武野绍鸥，1502—1555)，乃至千利休(1522—1591)和千宗旦(1578—1658)祖孙二代，所建立起来的“佬数寄”茶道，才真正出现。“诧数寄”又作“佬数奇”，那是热爱于不完整、不均衡、残缺不全而且平平凡凡之事物(例如平凡的茶具)的意思，也是安于孤独、寂寞的脱俗心境。九松真一《禅·美术》，曾列出禅门艺术的七种特质：不均齐、简素、枯高、自然、幽玄、脱俗、静寂。茶、禅合一的茶道，也是一种禅门艺术，自然合乎这七种特质。因此，把这七种特质，视为“倍数寄”的注释，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事了。把这种“侘数寄”的茶道理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千利休的孙子——千宗旦。千宗旦曾撰有《茶禅同一味》五卷，阐明禅道和茶道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卷的标题是：“茶事以禅道为宗”，并在内文说：“一切茶事所用，皆不异于禅道。”